大西瓜 绘

    ■本报记者 柯进

    从“神十上天”、“蛟龙下海”可以看到，中国顶尖技能人才的“作品”能够与世界强国媲美，但手表、汽车、机床等量产的产品质量却难以与世界制造业强国相提并论。

    有学者提出，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技能人才金字塔的塔基不稳。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目前我国2.25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仅1.19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3117万人，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就高达400余万人。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40%之间……

    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一个巨大的问号正等待回答——中国职业教育能否挑起培养中国经济转型所需大批高技能人才的重担？

    在6月3日全国政协举办的“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2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检视和探讨建设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边是企业大喊“技工荒”，一边是职业学校社会认可度普遍不高，培养的毕业生能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的总量不足——

    别把职业教育又办成“研究型”教育

    “民营和中小企业当前招工难，特别是技术操作工。有的后继无人，技术断档，电焊工、数控机床操作工等一些关键技术岗位，尽管有的月工资近万元，但企业依然招不到他们需要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现在的职业院校专业及课程设置不适应企业需求，职业学校生源质量普遍较差，学生就业远离实体经济岗位，我们不能按照办研究型大学的思路，把职业教育又办成了研究型教育。”孙太利举例说，最近两年，天津一家环保企业从天津一所职业学校招了20名毕业生，可一年后只留下2人，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跳槽”到虚拟经济部门工作。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体量巨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高技能人才，长期处于产业链条末端。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是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

    根据人社部2012年对全国100多个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的分析数据显示，各技能等级岗位空缺数量和求职人员的比率都大于1，表明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2.72、2.31和2.13。这种技能人才的供需现状，为职业教育发展划出了“新跑道”。

    当前的职业教育能否担此重任？“发展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解决职业教育的三个吸引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杨学义认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行业部门决策缺失、证书认证体系脱节导致社会吸引力、市场需求的吸引力、人才成长的吸引力严重不足。

    杨学义委员以国家百所示范校之一的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为例说，2013年录取的6316名高职生中，三本线以上的学生仅360人，只占总数的5.7%。

    “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比照英国‘普教与职教文凭等值’的理念和做法，明确职业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体系相同的地位，实现普教、职教‘零差别’？”杨学义反问道，“现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与学历文凭完全并行的两种证书体制，两者之间无法衔接、转化，而且目前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含金量低、考核认证内容滞后，所反映的能力不能很好地与企业岗位所需能力匹配。今后，能否构建一种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兼顾职业需求和人才发展需求，整合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要求？”

    与之相似的是，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发展通道单一，也被认为是导致职业院校吸引力不足的因素之一。“没有高等教育文凭意味着技工学院毕业生无法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是报考研究生。”专题协商会上，多位委员说，“这等于关闭了技能人才上升的一个重要通道，孩子当然不愿去。”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晓，作为全国政协此次专题协商会唯一一位来自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重学科、轻技能的“研究型”倾向，有着切肤之痛。

    “中职毕业生读本科的目的，是希望专业技能得到继续强化和提升，进一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和提高就业质量。然而，参与招生的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其不一致、课程体系与其不对口、人才培养基于学科体系，专业教学内容重知识传授，轻实务技能培养，缺乏培养高素质应用性和实用性高端技能人才的体制、机制与环境，造成中职毕业生在本科院校学习四年后就业竞争力很难得到显著提升，极大损伤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利益。”刘晓委员建议，在当前困局下，国家一方面应开通学分互认，探索构建以技能和专业素养培养为主线、以就业为导向，与区域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应允许优秀公办高职院校特别是特色专业（“断头专业”）较多的学校升格举办高职本科，实现中、高职的无缝对接，确保技能与专业素养培养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与产业高符合度的技能人才，本应与产业紧密结合，但现实是，目前还没有一种动力机制调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发展——

    产教分离堵住职业教育发展的“命门”

    职业教育问题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远竞争力提升，关系亿万劳动力就业，既是教育问题，更是重大民生问题和经济问题。这是在此次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几乎所有与会委员们的普遍共识。

    这几年，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活跃程度连续多年超过制造业，一直处于扩张区间。与此同时，国内产业迁移日趋活跃，这意味着多样化人才需求前景将更加广阔，而且产业区域重组也必将激活职业教育市场需求和人才流动。

    国内产业经济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在国内，不论政府、学术界，还是职业学校、民间都普遍认为，现有的职业教育还远不能满足我国产业升级和建设工业强国的需求。那么，当下的中国职业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走岔了道”？

    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介绍，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显示，去年反映有缺工情况的企业占40%，并且缺工岗位主要集中在“生产工程岗位”；同时，近60%企业表示仍然存在招工难问题。从企业的招工计划看，有近半数企业表示计划招收“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毕业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历。“企业缺工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说明目前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存在结构性失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用工要求仍存在差距。”

    “产教分离卡住了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脖子。”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王永庆认为，职业教育本应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但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政府办学尤其是教育部门办学，行业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参与，导致培养的人才难免脱离社会实际需要。

    不单是王永庆有这样的感受。今年5月中旬，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调研全国部分地区时发现，由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利益关系尚未建立，导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目前面临学校热、企业冷的局面，主要还是靠熟人、靠关系来维持。

    校企合作中为何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问题的症结何在？李兰委员认为，从学校来看，部分学校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学设备较为落后，师资、技术力量不强，学生素质与企业要求差距较大，难以吸引企业与其合作。从企业来看，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员工培训投入有限，另一方面，不少企业认为校企合作耗时费力、投入产出比低，企业聘用学徒工所付薪酬与正式工相近，且花费人力、财力培养后很难长期留住人才。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年至2013年针对每年4000余位企业家的跟踪调查显示，企业职工教育培训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在2%左右。

    “校企合作成功的关键是企业的态度，政府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学校、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建立一种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兴平认为，当前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仍处于浅层次，缺乏一种有效机制将职业教育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许多公办职业院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市场属性，过分依赖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脉之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建议，国家应通过税收减免、政府配套等政策，鼓励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参与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来，国家同时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的办学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规划、经费投入、实训基地、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叠加和溢出效应，让企业进校园、教师进车间、教学进现场，形成“校中厂”、“厂中校”的校企联合培养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