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人”，大学生也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与算计，一旦违约成本超过收益，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进行理性选择。

    ■杨朝清

    十多年来，作为寒门学子完成学业的重要支持，国家助学贷款已帮助众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随着还贷高峰期的到来，部分地区的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却居高不下。连日来，在走访了天津市的一些高校、银行、法院后，记者了解到天津市高校大学生的还款情况不容乐观。（10月17日《工人日报》）

    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国家推出了助学贷款这项惠民利民政策；制度佑护和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让寒门子弟及其家庭多了一些光亮和温暖。在理想的图景里，助学贷款切实地做到了裨益他人，寒门学子会从感恩意识和诚信互动的角度出发，遵循社会契约，积极履行还贷义务；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人忧心——助学贷款不良率高出零售贷款不良率，甚至相差4倍多。

    不论是还贷意识不强，还是诚信缺失，抑或缺乏还贷能力，助学贷款高违约率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从客观原因来看，刚刚就业的大学生薪酬待遇并不高，并且处于漂泊流动的“跳槽”状态，在偿还助学贷款上面临着实际困难；从主观原因上讲，一些大学生之所以“欠债不还”，甚至成为“老赖”，根源就在于违约成本过低，让他们对社会规范不以为然甚至明知故犯。

    道德意义上的诚信也好，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也罢，如果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规范，就缺乏强烈的、持久的、普遍的行为感召力，成为虚化、悬置的“稻草人”，只能起到威吓作用，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最终形同虚设，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助学贷款遭遇“还贷困境”，从侧面说明一旦制度设计得不够全面、在细节上考虑得不够周全充分，制度善意就可能被利用甚至滥用。

    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就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陌生人社会的匿名属性。美国社会学家沃斯认为，人口数量大、密度高、社会异质性强、流动频繁，导致隐名匿姓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虽然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却给社会信用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熟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道德警察”，口碑就是不成文的信用记录；而在陌生人社会，信用管理的缺失，让“不赖白不赖”的失范行为得以遁形和隐身。

    规则意识的淡漠，制度敬畏的缺失，必然导致投机心理的滋长。在日常生活中，对规范的知晓并不等于对规范的实施，规范既可能被执行，也可能被违反和破坏。大学生违反规范就会受到惩罚并被认定为失范者，这样的后果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没有被抓住、没有被问责。只有操作系统越强大，规范才能实施得越彻底，规范发挥的功能就越强大，“大学生老赖”才可能遵守规范，才会主动履行还贷义务。

    在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的背景下，提高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让失信者为自己的过错承担应有的代价，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作为“经济人”，大学生也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与算计，一旦违约成本超过收益，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进行理性选择。当助学贷款进入良性运行，制度善意就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信任是说服力的核心。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信任只限于血亲之中；在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里，信任会超越血缘关系。治理大学生失信行为、重建社会信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公众理解其中的复杂和艰辛，也需要相关部门增强“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加强诚信教育与诚信文化建设。只有让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助学贷款才能物尽其用，惠及更多寒门学子。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