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

    有报道说，继规定“一人搞有偿家教，全校年终考核和每位老师年终奖发放金额受影响”后，浙江诸暨对有偿家教再出重拳：除了追究有偿家教当事人外，还要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不作为的责任。这一规定被媒体解读为“史上最严”，叫好者固然不少，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

    这则新闻，让笔者想起前些年有南京家长爆料：“儿子所上的小学，班上进行分组，一人未完成作业的情况下，会让全体组员罚抄——包括抄课文。这种‘连坐制’让儿子常被牵连，孩子压力好大。”

    这种“连坐”式管理举措的出台，如果从确保管理畅通、防止师德失范、端正学生学习态度的角度来看，或许无可非议。虽是如此，但我们细想一下，这样的举措不仅弊大于利，而且有违依法治校的理念。

    众所周知，“连坐”式管理是封建社会的常见管理手段。比如，商鞅变法建立“连坐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连坐”的恶果自然是人人自危，相互猜忌，最终人人相互袒护。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样的管理举措，必然侵犯无辜者的正当权益。依据某些规定，从事有偿家教者理应受罚，但是他所在的学校、他的管理者、同事却没有违规，凭什么受罚？法律依据何在？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人有责”，看起来是加强了管理处罚的力度，但实质上却会削弱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将责任转移到本无责任的学校、领导、同事那里去了。违反规定，出了问题，当然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追究不可泛化。至于学校领导的管理责任和教育责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他们管理了、教育了，就不应该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责任。

    英国法学家梅因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有个界定：传统社会的基石是血缘或地域的身份，而现在社会则是契约。所谓契约就是今天的法律和法治。所以，整治今天的教育乱象，从根本上说，是要树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理念。不管是教育者、管理者，还是受教育者，乃至社会舆论，如果事事都以法为准绳，处处都以法为标杆，教育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