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的伙伴都一个个去上学，我一个人在家玩也没意思，就跑到学校窗户底下听声，朗朗的读书声时时传入耳边，心生羡慕，渴望上学。   　　1965年夏季，妈妈领着我去子弟学校报名，我兴奋不已，因我们居住的是企业家属宿舍，左邻右舍的人来人往，我便逢人就说：我要上学了！爸爸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买一个棉布的花书包、铁文具盒，2支3分钱一支的铅笔和一块橡皮，上学发的书，对书里的人物画有着兴趣，我小心翼翼翻看每一页，闻着书的墨香味心里好喜欢，我爱不释手，时常拿出来看看倍加呵护和爸爸学包书皮，从此书每天伴随着我上学、放学。   　　1966年，文革席卷了中国大地，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每个墙面，我们低年级的字还认不全就放假，我在朦朦胧胧中度过假期。   　　终于等到开学，教室不够用，我们按年级分上、下午上课，摇摇晃晃的座椅板凳破烂不堪，钉子里出外进，我们就找砖头砸一砸，上课期间课堂纪律混乱，老师只顾讲课，不管其它，有科任老师不来就改自习，而且我们经常自习。有时上一节课讲的内容黑板没擦，老师就用带颜色粉笔涂鸦，时而听到广播通知放假，一学期一学期就这样过去了，班主任是一学期换一个，四年级后我们才能全天上课，下午就是两节自习。   　　1971年冬季，我升入子弟中学，师源不足，从小学抽上来的老师任我们班主任，其它科任老师多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想进企业，然而分配到学校，他们不愿意当老师，因那时在批“臭老九”，他们带着满腹情绪给我们上课，课堂纪律乱糟糟，男老师就掰块粉笔头瞄准说话的同学就打，如遇到女老师，管不了夹着教案就走，下午两节课就是搞运动，批林批孔，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等等，运动一拨又一拨。   　　每年春播到秋收，我们各个年级轮流上企业的农场，背着行李学农，为期一个月，高年级时春播一次、秋收一次。   　　一天去同学家，看到很厚的一本书，纸张有些泛黄，没有封皮，没有结尾，书角有些卷边，我信手拿起看看，被书故事情节所吸引，我的心灯被点亮，在三要求拿回家看看，答应明天上学还，我利用写作业时机，把书放在课本书的下面，余光瞄着妈妈，提心吊胆浏览，妈妈来了就写作业。因为还要照看弟弟，在妈妈的一声声催促中，很不情愿的收兵，晚上趁家人都睡着了，我悄悄的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全神贯注，妈妈发现有亮光喊我，我浑然不知，突然掀开被子，却吓得我大叫一声浑身哆嗦，妈妈很生气，扬起书就要撕，我奋不顾身全力保护，最后把书扔到地下，我心疼的舒展被蹂躏的书页泪如雨下，被警告以后不许看书。   　　以后才知道我看的是《苦菜花》，从此看书是一发不可收拾，家是不敢看了，在课堂看，愿意上的课就听课，不愿意学的就把书放在课本底下看，政治老师不管学生做什么，只要保持课堂纪律就行，我们就大鸣大放的把书拿到书桌上看，那时书少我们就费尽周折，千方百计的找书，同学们排号都如获至宝，给两天时间相互传递，《铁道游击队》《欧阳海之歌》《红岩》《家》《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等好些书都在那时打游击看完的。   　　一日“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在同学中流传，看完后感觉不过瘾，渴望自己拥有，几人分页抄写，用两节课时间抄完，这本手抄小说在我班最盛行，每个人都看到过，最后也不知消失在何处。   　　我是小学读书五年半，中学五年半共十一年，在学工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学毕业了，在学习生涯中，我不知道是否能算高中，当年认为的好学生，肚里确没有多少墨水，可我也是无奈呀。当年认为的“禁书、黄书”在那个年代，我们都视为宝书，这些书填补了我们空旷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