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屋在汉江边上，记得涨水时，特别是几年一度的涨大水，连根拔起的树不时从上游漂下来。所有的船都早早靠了岸，用绳索牢牢连在一起。大浪打来，停泊的船如多米诺骨牌递次摇晃，密匝匝的船桅从我家屋脊后面伸出来，看的久了，会以为房子在晃动，船桅没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船工说话好像就在隔壁那样近。   　　河水淹没了通往河边的斜斜的小路，出后门走几步就可以到河里挑水吃。房基低些的人家在门口搭块跳板就可以在河里淘米、洗菜。   　　那时候过热天老人追着树荫，把儿童揽在膝前，人手一把扇子从早摇到晚，一边扇风一边驱赶蚊蝇，说些老掉牙的故事。学生伢不屑到井边排队打水冲凉图一时快活，月光明亮的晚上下了晚自习，三五成群溜到汉江游泳，我家理所当然成了“更衣室”；就是不下水游泳，单把腿伸进凉悠悠的河水，任小鱼围嘬，那痒兮兮，麻酥酥的感觉也让人心荡神摇。   　　雷雨前后，看一群群白鳍豚自由自在地跃出水面，听岸边人驻足惊呼也很有趣。只可惜那场面成为历史镜头了，未免让人黯然神伤。现在白鳍豚难得一见，成了国家保护动物，问题是越保护越少，就又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还记得小时候只要愿意，用两根竹片系住桌面大小的一块纱布，中间放些猪肝或是米饭，一个时辰捞一碗小鱼定然没有问题；不然，用篾筲箕捞一碗鱼也可以的，只是时间长些。现在每年往河里投放数目可观的鱼苗，设立了禁捕期，种种措施之下，姑且不说发展，没有回到从前却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伴着波涛拍岸的声音入眠的感觉真的不错……   　　河水经年累月地冲刷掏空了河岸，终于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冷不丁听到河岸“哗哗——”地崩塌，那声音实在恐怖。早晨起来，肿着眼睛，脸不洗、牙不刷，邻居不约而同凑在一起看崩塌的情形，忧心忡忡地议论。保护生命的本能在每个人脸上显而易见。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河岸本来平缓的坡度已变得陡峭；曾经用书包当球门，赤脚在上面跑来跑去踢皮球的路面也有了裂纹。老屋岌岌可危，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河岸崩塌的厉害，说是谈虎色变一点都不过分。   　　这时，政府号召拆迁。一户一个代表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说几处地方已经平整出来，优先从各家各户工作单位远近考虑，然后按平整的土地可以容纳的情况自由选择。建筑面积按家庭人员结构申报，设上限，最少保留原有面积。然后政府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登记，再负责监督、实施，有问题随时协调。   　　那时候交通工具远没有现在发达，上班基本步行，自行车可是奢侈品。盖房于每个家庭都是大事。可以借些互助金，多少得看互助金的规模。逐年再从工资里扣还。拆旧房、盖新房，旧屋的材料是要用上的，各家各户筹集经费的原因致使拆迁有先后。   　　那段日子，人的感情很复杂，仍旧是邻居还好说，若从此天各一方，依依惜别之情油然而生。如大婆、二婆、三婆，平日里家长里短，免不了是是非非，虽然看不出和其他邻居有何差别，细一想，他们的当家人同姓，应该沾亲带故。有些日子没有说话的大婆、三婆，因为不再是邻居，分手那天，三婆的家私全部装了车，该道别的都道别了迟迟不肯上车。大婆看在眼里，摸着车上的一个小板凳说：“唉——坐几十年的板凳，再也坐不成了！”三婆会意，说：“你喜欢，送给你。”大婆说：“我的意思是再想和你吵嘴也难了。”三婆笑着说：“哪有那么难？早晨出门，中午到我家吃饭，吃饱了我给你泡杯茶，就坐这板凳上喝，吵嘴有劲。”三言两语，捐弃前嫌，那么自然而然。   　　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建筑速度出奇的快。兄弟大串联回家摸不着门，是由老邻居带过来的。各级领导和工会组织起了决定性作用，真正特事特办。领导会千方百计地安排临时住宿，比如学校教室，拼几张课桌当床。细心的老师在黑板上还不忘用彩色粉笔写上“欢迎你们！你们辛苦了！”之类让人倍感温馨的话。被帮忙的人也知好歹，早早起来，把课桌还原。再不济的，领导安排哪怕用油布扯间临时帐篷。反正没见哪家因为老房拆除，新房在建期间睡在露天。那时候，这一切的一切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愿意说几句感激的话可以；不说也行。没人计较。   　　工会出面牵头利用假日安排泥工、木工、电工等帮忙施工，相好的同事、同学会不请自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看似人多嘴杂，实际上杂而不乱，他们都有一副尽力把事情做好的热心肠。不需鼓动，大家自行扬长避短，见事做事。正如现在说的：不是你要我做，而是我要做。帮忙肯定累，心情也肯定好，不容置疑。一切皆因助人为乐使然。   　　中途主人会买些点心压压饿，帮忙的人也不客套。吃饭不讲究高桌子、低板凳，吃饱就行，很理解主人的处境。自然，主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身份转换，变成像今天一样为别人帮忙的人。   　　几十年过去了，天，还是那方天。当初帮忙的人大都不在人世，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让我刻骨铭心，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