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推荐 | 杨自伍教育与纪律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新闻阅读/2021-10-20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随看随想

    在本文中,伯兰特·罗素探讨了教育与纪律之间的关系,他辨析了三种教育中儿童自由的观点,认为儿童既不需要绝对放任,也不应该唯唯诺诺。本文主要呈现了罗素赞同自由一面的观点,他认为对权威的服从会损害孩子的创新精神。但在节选片段的后面,他也反思了过分放任儿童自由、完全不干预的问题。(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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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严肃的教育理论,都必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则为人生目标方面的构想,一则为研究心理动态机制的一门学问,例如精神变化的规律。看待人生目标时产生分歧的两个人,不可能希望在教育方面看法吻合。教育机器,西方文明从古到今,都受到两种伦理理论的支配。基督教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一旦认真对待,便互不相容了,德国的情形已经彰彰在目。就本人这方面来看,我认为凡是二者出现分歧的地方,基督教比较可取,而凡是二者看法吻合的地方,双方都存在谬误。我要取而代之,作为教育旨趣的内容,可谓文明这个概念,这个术语,根据我的理解,它的定义既有个人一面,也有社会一面。个人而论,文明包括智力和道德两种品质;在智力方面,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普通知识,自身的职业技能,还有根据佐证形成见解的习惯;道德品质来看,是指公允,仁慈,还有些许自持。我应该补充一种既不属于道德,也不属于智力的品质,但是或许属于生理方面:对待生活的热情和喜悦。在社会群体之中,文明要求尊重法律,人与人之间保持公正,各种意图不得涉及对人类种族的任何一部分人造成持久伤害,手段适应目的时要讲究明智。倘若凡此种种成为教育的旨趣,那么心理学这门学问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可以通过哪些举措和作为来实现这些目的,尤为重要的是,何种程度的自由,才有可能证明功效卓著。

    看待教育方面的自由问题,当前存在着三种主要思想流派,问题一则衍生于目的方面的分歧,一则衍生于心理学理论方面的分歧。有那么一些人说,儿童无论可能多么捣蛋,都应该享有彻底的自由;还有一些人则说,儿童无论可能多么懂事,都应该彻底服从权威;另外有人则说,儿童应该享有自由,而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他们应该始终懂事。第三种主张的人超过了名正言顺的程度,因为儿童,和大人一样,如果享有完全的自由,就不会养成十分高尚的品质。自由应该确保道德的完美,这个信念是卢梭主义的遗风余烈,对动物和幼儿研究一番,信念便不攻自破。持有如此信念的人士认为,教育应该不带任何明确意图,可是应该仅仅提供一种适宜自然而然发展的环境。这一派的思想我无法苟同,在我看来,此说流于个人主义,看待知识的重要性时过于漠然。我们生活在需要合作的社会群体之中,期望所有必要的合作,都能产生于自发的冲动,这是乌托邦理想。地域有限而人口众多,如此境况下的生存,只有可能归功于科学和技术;由此可见,教育必须传递最低限度的必需的科学技术。允许最大限度自由的教育家乃是这样的人士,他们的成功依靠一定的善心,自持,训练有素的才智,而凡是听任各种冲动不予约束的情况下,就难以激发出上述品质,因此,他们的方法倘若不能去粗取精,其优点就不可能长久发扬光大。从社会立场来看待的话,教育必须体现某种比较积极的内涵,而非一个单纯利于成长的机会。诚然,教育必须提供这个机会,但是同时必须提供一个精神和道德的资质,而儿童则无法完全自行获得这样的资质。

    赞成教育上较大程度自由的论点,并非脱胎于人的天生善良品质,而是产生于权威的影响效果,效果反映于承受权威和行使权威两个方面的人。屈从权威的人要则变得唯唯诺诺,要么变得忤逆对抗,两种态度各有缺陷之处。

    唯命是从者丧失了首创精神,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是如此;更有甚者,挫败感觉激发出来的怒火,往往在欺负弱者时,发现了发泄的出气口。暴君体制得以长久延续,道理即在于斯:大人吃了老子的苦头,又转嫁给了儿子,他在公立学校忍受的屈辱,耿耿于怀,一朝他身为帝国缔造者,就要传给“国人”。因此,过分注重权威的教育,会把学生变成怯懦的专制者,面对言语或行动方面的创新,他们既无力为之张目,也无力予以宽容。这样的教育教育者造成的后果更严重:他们往往变成了惯于虐待的执行纪律之辈,乐于激发恐怖心理,仅仅满足于此。因为此类人物代表了知识,故而学生获得的便是对知识的憎恶,在英国的上层社会,这种心理,大家以为属于人性,可是其实属于人们对极权思想的师资理所当然的憎恶。

    叛逆之士,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可能属于必要,但是看待现存的一切时,难以做到持论公允。进而言之,还有诸多叛逆的方式,而其中仅有极小部分属于明智之举。伽利略是叛逆人物,同时保持了明智;相信地球为平面说法之辈,同样属于叛逆者,但是头脑愚蠢。另有一大危险潜藏于一个倾向,即以为对抗权威,从本质来看,值得嘉许,不主故常的见解必然正确:砸烂路灯柱,或者坚称莎士比亚不是诗人,这不能解决什么实际有用的问题。然则这种过度的叛逆精神,往往产生的结果是给充满朝气的学生施加过多的权威。等到叛逆之士成为教育者,他们有时便鼓励学生的藐视态度,同时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又力求创造一个完好的环境,虽然这两个宗旨很难互相兼容。

    实际需要的既非唯唯诺诺,亦非逆忤对抗,而是待人接物和看待新思想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保持一般的友善态度。这些品质一则应该归诸于实质方面的因素,旧式思想的教育者则甚少注意这一方面;而主要原因在于能够摆脱进退狼狈,无力而为的感受,由于至关重要的冲动遭受了挫折,这种感受便由此产生。如果青年成长为与人为善的大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势必他们会感到环境是友善的。这就要求看待儿童的重要欲望时,应该寄予某种同情,而不仅仅作为一个尝试,利用儿童达到某种抽象的目的。而且,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进行一切尝试而促使学生感觉到,师长教授的内容值得他去认识——至少在这种情况符合实际的前提下。学生一旦乐于合作,学习效果便可事半功倍。凡此种种,都是主张充分自由的有效理由。

    (选自《教育:让人成为人》,杨自伍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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