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西安，第一站便是古城墙。

  西安古城墙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隋朝。隋文帝兴建大兴宫，赋予了城墙起初的土胚胎和皇城的名号。以墙为界，城内有珠光宝气的大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皇城；城外是破烂的村落，再走几百米便俨然到了乱坟岗。后来，唐天佑年间重建城墙，再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名称和建制虽然屡有变换，但城墙规模却无改变，至于城内外的功能划分更不必说。再后来，旧城墙逐渐衰败没落，虽有皇家御赐的名号，但每日只是晨钟暮鼓时开合大门，与不远处角楼上的青钟铜鼓遥遥相应。

  尽管如此，古城墙想来也不太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愁感——它当然希望脚下百姓度过的是太平盛世。少了悲愁感，增加的便是诗人的雅兴和商旅的繁荣。“暗闻歌吹声，知是长安路”，迁客骚人在城墙下吟赏烟霞、托古寄情；充满异域风情的货物随着不绝于耳的驼铃声来来往往，滞留在市场的喧闹中。作为长安城的一部分，城墙包容了朝代的变迁和气韵的更替，是历史文化的产物。

  到了明代，朱元璋重修古城墙，这一次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改头换面。城墙告别了原来黄土分层打夯的建筑结构，砌青砖、建回廊、开垛口、造箭楼，虎视眈眈地提防着敌寇，冷言冷语地俯视着百姓。也许，对于统治者而言，最好的方式是自我防护、自我封闭，企望退居蜗壳内保全其身。

  在明代洪武年间及其后期乃至清代，多个地区的城墙都大兴修建。这些城墙融合历代的文化气息，难免带有一种忧愁，他们对“闭关锁国”的记忆恐怕比任何一部史学大部头都清晰透彻。正如徽州几乎随处可见的烈女桥、贞女桥，这些古迹饱含的无奈和痛苦，上千年时间从未断歇。它们固然是美的，却也残暴而愚昧，当面对它们时，究竟应该视为一种文化美景，还是一种文化悲哀？

  记得当年拆除北京的城墙时，有许多人反对，偌大的北京，却容不下一座城墙。幸运的是，西安的古城墙最终留了下来。曾经读余秋雨的《行者无疆》，他提到海德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学校私建的学生监狱——这本来是一个让人备感惭愧的遗迹，却因为学生的大度和宽容，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反而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如今，开放的古城墙也应与海德堡的学生监狱一样，不必再为历史背负沉重的包袱，而是开始适应新的生活节奏。

  放眼望去，已是华灯初上的城墙脚下，满是人们行走、锻炼、游玩的身影。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