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年），安徽歙县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他以长期的教育实践为基础，创立了以生活教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学说，以其崇高师德和奉献精神被誉为“万世师表”。

  陶行知这个伟大的名字对我来说一直珍藏在心中，他是我的祖父，毕生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办教育，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那“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不朽教育名言，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尚情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陶行知在青年时期为了探寻教育救国救民的真理，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与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教授以及其他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杜威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以儿童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年轻的陶行知影响很大，可谓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源头。同时，杜威积极投身教育民主管理实践以及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祖父的影响也很大。在杜威的心目中，陶行知始终是自己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946年，祖父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杜威、克伯屈、罗格等发来唁电：“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

  陶行知在青年时期即立下“要使全中国人受教育”的宏愿，他在1923年的家信中这样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这正是陶行知立足人民大众、从事平民教育、倡导生活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成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起点。此后，他一生的追求以及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实验的目的与方向，都把教育纳入到人民教育的轨道上。

  陶行知始终坚信“教育就是社会改造”、“办学与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必须使学校和社会融为一体。既然教育的真义是实际生活的参与和改造，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如何生活就该如何实施教育，也即在生活中教育，用生活来教育，教学做合一。在陶行知看来，教育法就是生活法，放弃了生活便放弃了教育。他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江苏省淮安新安小学、广东百侯中学、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一系列新型学校，还有他在国内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科普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等运动，都始终贯穿着他创立的生活教育思想，并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留美期间，陶行知学贯中西，提出了“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的主张，并总结性地指出：“我们在这十二年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但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和方法。”祖父的中西教育观，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就是“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所谓“适不适”，即“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他坚持破与立相结合、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倡导中西融通、新旧并重，既要学习与借鉴西方进步的思想文化，又要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既不能“为了学习新的，就抛弃一切旧的”，也不能一味地仿古、“以古进今”，而要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强调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主张，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与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订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

  毋庸置疑，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造的推动者，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在教育思想上受到杜威的影响。但是，陶行知在他的教育实践中汲取了杜威的理论和学说中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实际进行了改造，创新性形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其核心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陶行知还通过参加国际活动，把他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推向世界，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包括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向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做演讲。

  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100周年及陶行知先生逝世70周年，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举办了陶行知铜像落成仪式。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陶行知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作者系陶行知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