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便我们找到了所谓的“真相”，是否对我们有意义与价值？比如说，当我们终于自己相信并对外宣传《卫风·木瓜》是赞美齐桓公的，《郑风·将仲子》是讽刺郑庄公的，你这种发现的“价值”是什么？你这种发现证明了《诗经》的价值了吗？增加了《诗经》的价值了吗？而我以为，用这种方法读《诗》，除了可以有一点“以诗证史”的价值外，恰恰是对《诗经》的贬低，是对《诗经》更多、更大价值的遮蔽。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历史，我们当然可以《诗经》注我，把它作为佐证使用（如果你的结论不是臆测的话）。但若是研究《诗经》，定不能如此瞎搞——至少不能把主要精力与兴趣放在这地方。
所以，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如谈及历史问题，我以为重要的不是去寻找所谓物理形式的“历史真实”，而是发现心理形式的“心理真实”；不是去寻找物质形式的事实，而是要去发现、发掘“人文事实”。
何谓“心理真实”？比如，《诗经》的305首诗中，体现了哪些价值观念？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哪些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文化观念？我认为，对这种“心理真实”的发现、指认，对其中有价值部分的发扬光大，比起一本正经地去研究某一首诗到底是谁作的、是为谁写的等等问题要有意义得多。
何谓“人文事实”？引一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屈原。学术界有人否认屈原的存在，又有一批人为之激怒而力证屈原的存在。他们争论的，乃是屈原其人的“物理存在”（或物质性存在），但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汉代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诸人至今，屈原“存在”已是一个不容抹煞的“人文事实”？屈原所代表的那种精神与心灵，已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从而无法抹杀。这一点不是更重要吗？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那个所谓事实上的、物质上的、肉体上的“屈原”，到底存不存在，《离骚》等作品的作者到底是甲还是乙，有什么关系？因为问题的本质在于：不管此人是甲还是乙，是谁谁就是“屈原”。有《离骚》就有“屈原”。而屈原是甲还是乙，或《离骚》非一个叫屈原的人所作，本来就是一个假问题。“屈原”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是作为《离骚》等二十多篇伟大作品的作者而被我们回忆与尊敬的。他的价值也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精神，而不是那无法找寻的战国时代的枯骨。硬要把它还原为具体的人，真是愚蠢至极。
这本《美丽诗经》，力求避开繁琐的所谓“历史真实”，而尽力去追求“心理真实”，近20个专题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我们不去纠缠诗的作者、诗的时代、诗意所指的具体对象或作者的原始意图等问题，我们只是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感兴趣，而若《诗经》在一定数量的诗篇中对某一问题皆有足够的关注与大致相似相通的价值表述，我们就列为一个小小的专题来专门讨论。当然这只是一个仓促的开端，我们做得并不好。实际上，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依然是把《诗经》当“经”来读的。因为，就心理真实而言，《诗经》所体现出来的众多价值观念，是我们民族曾经拥有，并在后来得到发展壮大的，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诗经》中关于人情物理的众多诗意描写，也已成为相应的价值观念的经典表达。我们以为这些经典表达由于深入我们的记忆，并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引用与遵照，它便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思考人生、应对种种实际问题的价值起点。它仍是活的，且还在指引我们。我们以为，这就是“经典”的真正意义。
但《诗经》毕竟是“诗”，我们更要把它当“诗”来读。我们选取了40来首诗，略作赏析和发挥。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中，我们也尽力避免教材式的写法。我们没有对诗进行全面的分析，恰恰相反，我们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我们只是写出自己读此诗时的感动与感想，想用这种办法来挽救被过度学术化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第一章《诗经》
 
圣贤的经典
何为《诗》
 
关于《诗经》，一般的专业书籍大多这样介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这个解释虽然涵盖了《诗经》的几乎全部要素，但却是乏味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信息虽然正确，但当我们走过靠标准答案获取考试高分的学生时代后，这个解释却几乎不能对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情感倾向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在茫然和忙碌中学习如何适应这个繁杂的社会，我们在忙碌中几乎都忘记了自己，又还有谁在乎《诗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它就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与我们的生活了不相关，它不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价值，不能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不能让我们产生审美愉悦，它是什么又与我们何干呢？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它呢？
这本关于《诗经》的书，便试图用现代的眼光来重读《诗经》，了解沉淀在历史尘埃之中却始终熠熠生辉的《诗经》内涵；走进几千年来一直影响中国人情感品质、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的那个光芒璀璨的世界；用诗的精神超越世俗的浮躁和喧嚣，到达隐没在欲望和功利迷雾中的彼岸——我们的精神家园。
《诗经》，从形式上说，是一本歌词总集，所收之诗全部是乐歌。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百姓的生活离不开歌谣，朝廷的各种典礼要用乐歌，至于宗庙祭祀就更离不开歌舞了。在《诗经》时代，对音乐的这种重视，使“风”“雅”“颂”不同风格的音乐不但制约着诗歌的内容，还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形式：据说周人抚琴的节拍是四分之四拍，所以入乐的歌词也是以四言为主，而乐调的反复又使歌词有着叠咏的特点。
从内容上来说，《诗经》中充沛的激情显示出《诗经》最初的创作冲动乃是感情的——诗人面对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不禁有善善恶恶的冲动；面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也有喜怒哀乐，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也就是说，《诗经》305首诗，除了大雅及三颂中或许有命题作文，是为了载道或宣扬某种道德信念，宣扬历史伟大的功绩外，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具体的事件引发特定的情感反应，然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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