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由于孔子参与了这部诗集的整理工作，并在他的私学中用它作为教材，又对某些诗篇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诗经》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受到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成为“五经”之一，更成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随着《诗》成为《诗经》，这部文学作品遂成为全民思想教育的教材，知识分子的晋身之阶，跻身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诗经》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对于它的研究必然成为封建社会的显学。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逻辑和科学知识，在很长时间中《诗经》的传授和研究只能在释经和考据中钻进牛角尖。这种研究把《诗经》作为治国安民的政治教材。从为《诗经》作序的毛亨开始，经过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最终形成了以政教伦理为读诗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说诗体系。他们将诗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归到政治伦理上，将诗中所发生的故事和事件都用来印证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重要事件，《诗经》在这条阐释道路上成为了“诗教”“诗史”“诗政”。千百年来，无数学者固执地在《诗经》那些优美的文字中揣摩着圣人的道德和先王的训诫，希望能寻找到修身治国的“圣王之道”。当生活的意趣和性灵的自由都被先哲们安排上种种道貌岸然的哲理和准则，生活中的轻松和自得便消失不见，爱与哀愁也变成生硬的历史事件的投影。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其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据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这使许多学者皓首一生只给《诗经》研究这个迷宫多添加了几个死胡同而已。
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西方科学文明的传入，《诗经》也走进了全新的时代。一些传统课题得到了深化，一些新的课题进入了研究的视野。现在《诗经》研究向着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似乎被人们忽视了，即《诗经》变成了其他科学研究的材料，变成了我们研究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的征引资料库之一。《诗经》本身却不见了，被肢解了，被拆零倒卖了。一句话，我们已经不是在研究《诗经》了。
当然，在历来的《诗经》研究中，除了以《序》说诗，使《诗经》脱离创作实际而走上“意义化”的死胡同外，还有以诗说《诗》一路，还诗原本为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与思想情感的民歌的本来面目。将《诗经》还原为一部审美抒情的文学作品，一直被认为是《诗经》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我们以为，这显然还不够。
《诗经》不仅从本质的创作冲动上讲是“诗”，而且从其对民族心理的揭示、对民族文化的展示、对人性的发掘及其表达的高度概括和艺术性上来讲，它无愧于“经”。它是一部“诗”集，但决不是普通的抒情诗集。它是我们民族最原始的情怀和道德感的表现。这就使得它又高于一切其他诗集而成为“经”。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全新的意义上重新给予《诗经》经典的地位。
《诗经》被称为“经”，不但指它是一部儒家思想哲学的重要典籍，也不单单表明这是一本关于诗歌的经典之作，它还是一部记载当时农业生产、历法、战争、民俗、婚嫁等社会生活的经典之作；它还是表达喜悦、快乐、悲伤、怨恨、痛苦、思念、绝望等人类情感的经典之作。我们生活中的所有角落都能在《诗经》中找到经典的映射，我们心灵中的每一次悸动都能在《诗经》中找到经典的诠释。《诗经》是一部关于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生活的经典，这才是《诗经》的最好定位。
 
《诗》从何来
关于《诗经》形成的最广泛的说法便是“采诗说”。前序中提到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班固的《汉书》和何休的《公羊传注疏》。《汉书》中除了前文中讲到的《食货志》中的记载，还有如下说法：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可见班固与何休两个人的说法略有些不同。班固认为古代有专门司职采诗的部门和官员，他们到各国采诗，归来献于太师；而何休则认为采诗并没有专职部门负责，各国自行采集，最后献给天子。
上述二人虽将采诗者的身份、采诗的方式和采诗的过程表述得非常具体，唐代的孔颖达编的《毛诗正义》也支持他们的观点，但“采诗说”却一直遭到学者的质疑。清代学者崔述便提出《诗经》编集时代长达500余年，为何“前三百年所采殊少”，“春秋千八百国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的疑问。而最大的疑问便是这样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不可能不在典籍中有所记载。但无论是《春秋》《左传》，还是《周礼》等先秦典籍中，我们都看不到有关采诗之官和采诗之事的记载。而记载采诗之事的书籍，都出自汉人之手，如刘歆的《与扬雄书》、扬雄的《答书》、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因此，现当代普遍怀疑先秦时期的采诗制度是否真实的存在，认为所谓“采诗”是汉人根据汉代的乐府采诗制度而作出的推测之词。
但是，在漫长的500年间，作为王朝的乐师，为了配乐和典礼的需要，用多种渠道和方式去搜集民间诗歌或者士大夫的作品，还是可能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散落在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的诗篇，如果没有经过采集和整理的行为，怎么才能集中起来。所以，即便采诗制度不是每个王朝、每个地区都存在搜集采诗的方式，也许不如汉代乐府那样规范，但《诗经》的最后形成不可能没有采集和整理这个过程。
关于《诗经》形成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献诗说”，它指的是贵族和士大夫们为了表达对政治的评价，揭露时弊或者表达个人的怨恨和愤懑之情而作诗以献。除了采诗，献诗也是《诗经》中的诗歌可以集中在一起的一个主要渠道。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上》）
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左传·襄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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