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五年一巡守……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
 
通过这些并不多见但已充分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确存在着献诗的制度或风气。《诗经》中相当一部分诗歌，来自于春秋列国贵族公卿所献之诗。
 
无论《诗经》中的诗是采是献，最后是怎样汇编成集，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诗三百》呢？据司马迁说，春秋时期的诗歌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十取其一，整理成集，就剩下了305篇，这便是“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史记·孔子世家》）
后来班固、郑玄等人都根据这个说法对孔子删诗说进行了补充解释。可是唐代的孔颖达编写《毛诗正义》，为郑玄的《诗谱》作疏，又开始提出不同的看法。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他只是认为孔子不会删去这么多的诗，而并没有否认孔子“删诗”。
 
但疑窦一开，这个问题便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一直到清代大致上争论了1000多年，成为一大公案。支持孔子“删诗”说法的学者有欧阳修、程颢、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赵坦、王崧等人。他们的理由一方面是出于对《史记》的信赖和尊重，另一方面认为500年间不可能只有300首诗歌，既然有着大规模的“采诗”行为，采集的诗歌一定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删选整理的过程。而出于《论语》中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也证明孔子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反对“删诗说”的阵营要大一些，有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到了现代还有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他们认为据典籍记载，早在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时，“诗”的总体面貌和今天的留存就基本一致了，而那时孔子最多八九岁，不可能“删诗”。另外，《论语》中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是在“自卫返鲁”之后，而此前孔子谈到“诗”时，已经称“诗三百”。不考虑这些考据，仅从现实角度来分析，在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列国士大夫之赋诗言志，典籍记载多出于今本《诗经》，而孔子在当时不可能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
到了当代，大家才基本上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从方言和音韵的统一、四言字句上的统一、结构形式的统一等形式上来看，《诗经》是经过删汰整理然后汇编成集的，整理者应当是当时的乐工或者乐官，孔子的“删诗”不能够成立。但是，孔子在文字、方言和音乐方面做过一些整理修订的工作，并且将《诗经》作为教材，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很大的贡献。
 
《诗》之体：风、雅、颂
 
《诗经》有“六诗”或“六义”之说，名称不同，但内涵都是风、雅、颂、赋、比、兴。
最早提出“六诗”之说的是《周礼·春官·大师》：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这里是把风、雅、颂、赋、比、兴并列，但“风”“雅”“颂”既已明列为《诗经》305首之分类标题，它们与“赋”“比”“兴”显然不属于同一范畴。《周礼》此说，若不是对六者认识不清，即是逻辑混乱。这种分类上的逻辑混乱在缺乏逻辑训练的中国古代，并不少见。
最早提出“六义”之说的是孔颖达，他在《毛诗正义·序》中提出：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者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虽然孔颖达仍然把六者绑在一起说，但他已明确把“风、雅、颂”与“赋、比、兴”分立，不同于《周礼》的错综其间。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两类，一属于“体”，一属于“辞”；一为“成形”，一为“所用”。因此，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风”“雅”“颂”为“诗之体”，而“赋”“比”“兴”为“诗之用”。
（一）风之彩
说到“风”，古人的说法很多：
（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
抛开学术上的种种争执，剥离“诗教”神圣的外衣，“风”其实就是民歌，是民歌中体现出来的民情、民意与民俗。
“风”分国编辑，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160篇。但是这个“国”不仅仅指国家，也指方域和地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风”的两个特点：其一，“风”大体上是由于天子为了考察民情和了解民风而派专人从各地方采集而来的，因此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其二，由于诗歌的创作来自民间，“言之者无罪”，所以真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具有鲜活绚丽的个性色彩。要想真正走进《诗经》、理解《诗经》，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国风中的这两个特点。
1.“二南”（25篇）
武王灭商后，由于地域扩大，为了加强统治，于是决定让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周南》和《召南》便是产生于周公和召公分治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一带，在十五国风中是最南的了。有史料记载，二南属地后来都被楚国吞并，所以也有后人把《楚辞》的源头上溯到二南。一直有人认为“南”是一种诗体，因此提出“二南独立说”，即“南”“风”“雅”“颂”四诗说。其主要论据来自《诗经》的《鼓钟》一句“以南以雅”。但是当今普遍还是认为“二南”和其他十三国风一样也是属于地方民歌的范畴。二南中最大的特点是多婚礼之歌，也被称作《诗经》时代的婚姻生活百科全书。代表作有《关雎》《桃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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