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20世纪50年代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73年揭裱此画时，在画首约80厘米处删除了一块。当时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称：“卷首稍后，在汴梁市郊店铺林立的街衢上，一队扫墓后匆匆返回的轿骑，其前导的一马（其实不是马，而是公驴——王开儒）突然发情狂奔，在此惊险关头，一老翁赶忙抽身欲抱蹒跚学步的幼孙。原在老翁背后柱之旁残缺一大片，原绢已失，到明末清初揭裱时补绢画了一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故1973年新裱时揭下，留存归档，不再复原。”
　　我在农村长大，老实说吧，当时看着故宫领导从国库里提出来的《清明上河图》原件，激动得手脚也凉。
　　但是我骨子里毕竟是农民出身，伺候过各种牲畜，对农村的牲畜实在是太熟了！拿过画，就潜意识地先注意牲畜，哎，你可别笑话，庄稼人可在乎牲畜了！
　　这是本能。我首先转过的念头是，这张择端是不是也是老农出身，甚至像贩牲口的，笔下的牲畜竟然没有一个错位的！他画的马，都肢体粗大，耳小尾粗，鬃长下垂。他画的骡子体壮似马，但耳朵一定比马大，尾巴细，鬃毛直立不垂。他画的驴则体小耳大，头长腿细，尾细，立鬃且短，叫时嘴大张（只有驴嘶叫时候嘴巴大张，这是它们的特性），我怎么找茬也找不到。
　　但在卷首，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并且暗暗吃惊，那就是因为对农村生活不熟，对牲畜知识一无所知，故宫的专家们在解读各种牲畜时陷入一片混乱！
　　或指骡为马，或指马为驴，或指驴为牛，他们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牲口，就此误判了一段精彩情节（见前文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所述），他所说“尖嘴立牛”其实是艺术大师精心刻画的一头发情的壮年母驴。尽管年代久远，绢素残破，但发情母驴之神态毕肖，即便是接笔也是有据的。再看拴在斜对面铺下张嘴嘶叫，四蹄翻刨的牲畜，体小，耳大、立鬃不垂，正是一头公驴。
　　从各种角度看，这个画面正是一场驴们的精彩绝伦的“三角恋爱”——
　　在嫩柳初绿的道上，一富户十数人扫墓归来，男主人骑马，女主人坐轿，轿顶上插有杨柳枝条（点明了清明节）。这一行人在街口与也是扫墓归来的夫妻俩相遇。那丈夫头缠柳枝，赶驴在后。披斗篷的妻子骑公驴在前（已模糊），偏巧正与路边老者牵的那头发情母驴相遇（清明前后正值驴发情盛期）。那公驴狂奔扑向母驴，把主人掀翻在地，而那母驴即张大嘴嘶叫（发情母驴的特性），耳失常态，腰向上弓，尾巴稍夹，拼命挣向那公驴。牵母驴的老者吓坏了，一手狠拽缰绳，另一手忙招母驴前的小孩赶快躲避。那赶公驴的男人见妻子危险，惊慌地赶过来，旁人也呐喊救援。拴在斜对面铺前的公驴，也钟情母驴，四蹄翻刨，张嘴嘶叫，铺人无不侧顾。而对面的两头牛却无动于衷。
　　然而，由于故宫专家疏于农村生活，把公驴误判为马，把母驴曲解为尖嘴立牛，并认为殊碍画意，把巨匠的生花妙笔删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残画。后人读画，就此读不懂这一大段画意。
　　因为在他们的解读下，马，无端地发情；牛（尖嘴）无端地狂叫，画意就无人能懂了。
　　我记得我当时犹豫了很久，终于战战兢兢地对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说，此处原是发情母驴的位置，好像不该删的。
　　杨院长当时说，此处是搭凉棚的树杈子，不是驴头，明清人接错了。
　　我没敢再争，怕他们不要我复制了，可是心里存了一个铁疙瘩：这幅神品的卷首就这么永远让人读不懂吗？我发现了沉冤而不说，怎么对得起子孙后代？
　　“你怎么如此有把握解释这个千年之谜？”记者至此忍不住要发问，“你毕竟不在母驴的发情现场”。
　　嗨，我亲身领教过发情公驴的厉害！他说着一拍手叙述了一段40年前的往事，那年春天搞“四清运动”，我和同伴骑着两头公驴下乡，走着走着那俩公驴浑身发硬了，打摆子打喷嚏流涎水就是不走，我们一看，30米外的槐树上拴着的一头母驴这时正张大着嘴喊叫，驴叫驴叫，那个声音之响可以震聋你的耳朵！突然，我们的坐骑像是约好似地狂奔狂跳起来，把我们俩都颠倒在农田里，发疯一样地朝母驴狂奔，那真是排山倒海的激情，顺者昌，逆者亡。你见识过一次就永远难忘。
　　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一见《清明上河图》的这个场面，就唤起了记忆。生活的确是创作之源，白居易念诗给老妪听，就是因为老妪懂生活，不怕你们笑话，你们不妨把这段画面修清楚了，放大了给我们农村的老农看看，保管能懂！比专家强多了！
　　“但是，故宫毕竟对你不薄，你这么做心有不安吗？或者，你和故宫有什么不便说的过节？”
　　没有。没有什么过节。他说，故宫对我确有“恩典”，但是对民族、对子孙来说，这“恩典”就小了。我复制《清明上河图》成功以后，无数次向他们提出，要他们纠正，他们就是不理，我只能向舆论公布。
　　“那你现在和故宫的‘协议’怎么样了？”
　　“那，当然是吹了。”
　　他面色沉重地把我们送出了秋风萧瑟而劫后重生的唐山大地。

　　（此文承肖关鸿、谢春彦、戴敦邦诸先生支持，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