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本文选自台湾作家唐诺解读《左传》的作品，源于作者的一次好奇：春秋究竟有没有一年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最后也没有得出确定答案，但唐诺尝试探讨了春秋发生战乱的根源，并将《左传》放置到这个背景下去观照。最令人深思的是，他告诉我们《左传》是一部很平实的书，里面的人都很正常。这样“正常的”典籍彪炳千古，再联想我们当下许多刻奇的著作，是不是会引人深思呢？（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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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一次重读《左传》，我心生异想做过一件年轻而且颇愚蠢的事——我一年一年地查看，可有一整年没发生战争冲突的？全然和平的，至少是可以喘息的一年？

    究竟有没有不战争不冲突的某一整年呢？我记得我查看的结果是根本无法界定、没办法这么浪漫地看事情。比较正确的图像是，春秋这两百多年，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国与国的，家与家的，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延续着更久远以来人奋力求取生存，并彼此妨碍限制、迟早相互冲撞侵犯的生命实况。

    这里，“迟早”是个关键词，其隐藏的意思是必然，暗示着事物的连续性进展，其底下有个坚硬的因果逻辑作用着。除非另外发生了足够大的事情打断掉它，或者人渐渐感觉出不安不妥、不能放由它一直这样下去，于是人做出某种特殊的努力来抵御，只是这通常不会来得太早，也许某个人、某几个人先有所察觉，但有意义的行动构成需要累积足够多的人数，因此，对于这个或这些先察知的人而言，会有段难熬的又像加速进行拉不回、却又像停滞窒人的特殊夹缝时光，一段不断刺激人想事情还想把事情讲清楚的时光，进入到某种自我处境检视、自我反省析辩的时刻。春秋这两百年，同时也是这样的时刻。

    有关冲突，中国古来一直有一种相沿的递减计算说法，其实描述的正是这片古老大地上的人们，从孤立的、宛如泼散水滴般的“自然”状态逐渐聚合起来的基本事实——最早黄帝那时候号称“万国”，估算有整整一万个独立小单位，或就是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意思(万，盈数也，也就是人日常能用到的最大数字单位，再多就不容易实际来算了，成为一种纯思维用的大数，京、垓、秭、恒河沙、阿僧祇、不可思议云云，印度佛家用来想一些比眼前实际世界大、这世界装不下的东西)，到尧帝舜帝禹帝时候各自剩下多少，商代时剩多少，抵达周代又只剩多少；《左传》里也有类似的记述，当然时间和数量有着参差，说禹帝纠集天下诸侯，“持玉圭者”也就是愿意归属者有一万个单位，仍是“万国”。由此，中国的历史思维较不假思索地把这看成某种收敛数列，终点处当然是一如同最后答案，只剩一个，即大一统，较少仔细去想其最适数量和大小规模。

    这个逐渐聚合起来的长时间过程，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然不会只通过粗暴单调的杀戮吞噬灭绝，喜欢只这样想的人有点笨有点无知可能还有点心理不大平衡带着创伤和莫名恨意(比方台湾过去通俗大谈中国历史的柏杨)，实际上，有多种代价较小利得较大的更精巧或更自然而然方式，最显著来说，比方通婚、贸易交换都是“手段”，更经常性而且更有效率更进行得下去，今天人类学已给了我们丰富到无可驳斥的证据。只知杀戮，不仅污蔑了人的复杂思维可能，事实上还低估了人的生物性本能。这样想事情的人通常是某种还原论者、生物决定论者，喜欢援引生物现象却又不真的理解生物现象，大自然的生命竞争基本图像绝不是一纸杀戮史，这在今天同样已是常识了，真正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在摄食、维持生命所需的大前提下，生物如何各自精巧地处理、避免、欺瞒、替代和限制(自我限制)冲突，这演化为身体构造(包括外形、色彩和气味)，也演化出种种仪式性行为(吓退、区隔、躲避、屈服等等)。真要说到底，人还有可能比较危险，因为人可以比其他生物“不现实”，发展出脱离第一类需求的特殊思维及行动，发展出各种人类才有的生命意义、目的和其使用方式，是这样，自然的冲突才会逐步上升成有意识有目的的战争。

    完全无法闪避的冲突，才会是最惨烈的冲突，如动物被逼到死角，中国人也很早就观察到这个，称之为困兽之斗，生物学者告诉我们，当成了无路可逃的困兽，最柔弱温和的动物都是危险的。

    所以说，春秋这两百年的冲突不断，奇怪的便不是为什么有冲突发生，因此也就不是来自于、更无需解释为人的败坏人的堕落，这只是“来到”了而已。我们应该问的是，冲突这个很古老而且人们也颇熟悉的东西，来到了春秋这个“阶段”，它(逐渐地)起了什么变化，包括它自身的样态和内容，包括外于它的整个世界，有什么新的、人们并不知道或还没足够经验的事物发生，人们也相应地有了什么新的警觉——这么问，绝对不是双手一摊要放弃对人行为的持续追究，而是在追究之前，先让我们尽可能弄清楚当时人们的基本处境，把接下来的问题置放于其上，作为一个基础。人的处境，实际限制着但并不决定人的作为，两者不是一对一的严密函数关系。这于是也是一种比较公平的追究方式，对当时的人而言，我们不能期待春秋时人可以像经历一二次世界大战、目睹近一亿人死去的二十世纪欧洲人那样想战争、处理战争，一如当时的人不可能忽然开发出某种瘟疫疫苗一样；这还是一种比较正确的追究方式，对重读这段历史的我们自己而言，由此，我们有机会把焦点放在真正起变化的地方，问出比较对、比较有效的问题。

    《左传》书里的人，我们看，都非常“正常”，好得正常，坏得正常；笨得正常，也聪明得正常；高贵得正常，也卑劣得正常，并没有超出我们对人可能样貌的理解，也并没有奇形怪状的“另一种人”。了不起只是一种特定时代造成人的整体“位移”，时代鼓动了奖励了一些也许并不值得鼓动和奖励的人(也许那些指责人心败坏坠落的人正是看到这个，带着某种策略性的规正阻挡企图)，但这真正令人难受起来仍要等到稍后的战国时代，从冲突不断再进一步上升成为战争不绝的不堪历史时刻，是的，人不打断它，或说阻止不成就会一步一步走到这里。

    《左传》真的是一部很平实的书，考虑到它成书的那个年代，人总是被诱惑去听去传诵去夸大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情。事实上，跟后代的史书来比，《左传》仍显得沉着和节制，起码不出现那些几乎必有的天纵英明人物，也不为勉强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完整的人而添加，它宁可就让人保持碎块也似、没头没尾的现实看到的样子。如此不添不加，意思是极度认真，不存侥幸不思安慰，一定是来自于人专注地要弄清楚，并设法解决眼前有问题的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会是另外的理由呢？

    （选自唐诺《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