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1951），现代著名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创造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南开为国培养了大量人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与北大清华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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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南开中学每周都有周会，校长张伯苓常亲自出席。在午晴堂的周会，张校长告诫学生，着手任何一件事，应对照10个字，即：“为何做？如何做？做，好不好？”其实，他自己的一生，几乎也是按照这几个字去做的。

    1919年5月，距离天津不算远的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张伯苓关注着北京的动静，给时任总统徐世昌写信，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早在3年前的1916年，张伯苓在学校修身班发表演讲时就说：“其（教育）目的则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作之一般人才，以应时势之需要。”张先生的爱国教育，谨记着“以应时需”四个字。做话剧，强体育，渴慕奥运，开设商科，都因“以应时需，教育报国”。

    1926年，50岁的张伯苓到烟台，3天时间演讲十数次，都和“教育救国”有关。所谓救国，国或有内忧，或有外患——否则何以言救？教育家也是将国事看得透彻。乃至于在后来直接到东北实地勘察，回到南开后办起了东北研究会，编写了关于东三省的教材——还是以应时需的教育理念。及至东三省陷入敌手，他也不忘记。“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第四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组成“勿忘国耻”“勿忘东北”等字形进行表演，当即受到日本人的反对和忌恨。“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成为第一所被轰炸的高等院校。校舍可以毁弃，南开精神不灭。齐邦媛女士笔下的“中国不亡，有我”，正是张伯苓的精神所在。张伯苓说，一定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负责中国的事。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自己要负些责任，国家的事情我有责任，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教育家不仅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还是起而行之的实干家。所以张伯苓的口头禅是“do it”——事情干它就是了，但也不是盲目地去做——前面提到的他在重庆南开讲话时的10个字，就是标准。确定了方向，凡事只要认真干，没有干不成的。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果然不亡，皆因“有我”，皆因“do it”。

    也因为“do it ”，张伯苓用十数年时间，把南开大学建成了一所一流的高等学府，把南开中学建成了全国闻名的中学。

    学生孙浔在《校长教诲和南开精神》一文里回忆，学生胸前别一卡片，上印南开二字，其他学校见南开学子，投以异样目光，掉转头去，说一声“臭南开”。

    原来，南开初建，在“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地，芦苇杂草都不愿在这里成长，它是一块地地道道的弃地，倒是蚊子和蠓虫滋生的王国”（端木蕻良《我们的老校长》）。而南开中学呢，后门朝西，有一个巨大水坑，西风吹拂臭气满园，是名副其实的“臭”——但是，此“臭”尚有另一层意思：南开学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对南开办得太好了的“嫉妒”。

    张伯苓也听到了人家骂“臭”，用略带天津腔的语音说道：“只要咱们德智体都好，可要真好，臭一点怕嘛。”

    张伯苓一生的梦想，可不是在天津办一两所“德智体都好”的学校。1944年10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张伯苓找学生座谈，说：“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胜利以后，不仅天津南开要复校，重庆南开要保留，我们还要到其他城市办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小学，要让‘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发扬光大。”这才是张伯苓的理想与愿望。他要更多学生胸前别着“南开”的卡片或校徽，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做事做人、报效家国。

    见的最多的一张张伯苓的照片，张先生端坐在椅子上，头发略白，戴着眼镜，方面大耳，眼神里有慈悲，表情里有和蔼，笔挺的背部仿佛看得出来早年从军的痕迹，透着几分刚劲与坚毅。慈悲和蔼中蕴藏着刚劲坚毅，可能与张伯苓先生的信仰有关。要我说，教育更是他的信仰。他把教育当作报国救国的途径——如果学子“允公允能”，国家“日新月异”，学校建在臭点的地方又“怕嘛” 呢？do it就是！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