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万工程”经验中汲取更多发展智慧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新闻阅读/2024-02-28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新一年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其核心目标是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成功经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千万工程”的经验和实践范例表明,做好“三农”工作和美好乡村建设,须紧扣区域常住人口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确保乡村居民既在美好乡村中幸福生活,又参与美好乡村治理。

    乡村学校是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办好了学校,才能让乡村人口散发活力,让乡村生活丰富起来。目前,虽然一些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还亟待提升、与社区发展融合度不高,但只要因地制宜规划好、建设好、运转好、支撑好乡村学校建设,乡村教育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

    以规划引领基本公共教育资源配置

    “千万工程”以常住人口为基本依据建设城乡一体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充分证明依据人口流动趋势规划公共教育服务资源配置,能确保常住人口享有基本性、普惠性的公共服务,扎实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学龄人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近年来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现人口负增长;二是受到鼓励返乡创业和乡村教育提升等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在校生规模及比例均出现下降。因此,各县(区)要根据学龄人口流动特征、地理特征、交通条件,增强县域教育规划的引领效能,在整个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中充分考虑教育用地,因地制宜优化布局乡村学校建设。未来各地须用好未来规划特别是“十五五”时期县域整体规划,依据人口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各级政府要加大督导,促进各地科学合理布局农村学校。

    加强乡村寄宿制和小规模学校建设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受乡村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趋势、居民对高质量教育需求、流动劳动人口返乡创业,以及乡村地理区域广阔、位置偏远等多种因素影响,有部分学生仍需在寄宿制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一些无法或不便随迁、低年龄儿童则需在小规模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如此乡村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就成为乡村教育的重要部分。  

    各地要按各省确定的基本办学标准,确保城乡每一所学校达标;提高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建立向小规模学校倾斜的投入机制;加强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在寄宿制学校必须设立卫生室、配齐心理辅导教师;依托国家现有县中托管帮扶项目,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整体体现县域高中教育教学水平。

    多措破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

    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三个要素的一体化统筹,科学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对教师学科结构和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2022年的统计数字看,全国小学和初中的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中,乡村教师占比明显偏低,特别是在西部乡村。从教师队伍结构看,中小学科学教师仍然短缺。加强科学教师队伍建设,不是简单的学科教师培养和资源倾斜,而是要从整体上把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从乡村教育比重较高的民族地区看,“理工科人才严重失衡”已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瓶颈问题。因此,要加强民族地区的科学教育,必须加强科学师资队伍建设,从教育前端解决民族地区理工科人才缺乏问题。

    同时,从寄宿制学校的人员配备结构看,大部分地方还没有明确规定寄宿制学校宿管、食堂和安保等工勤服务人员配备标准,人员配备结构很难满足学校生活服务基本需要,导致很多任课教师需承担额外的工勤工作任务,既增加了专任教师工作负担,也不能给学生提供专业性的生活指导和成长服务。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仍有很大空间。

    以数字技术助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数字化改变了传统的区域空间,不同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可以共享,“千万工程”实践经验证实了城乡学校“空中课堂”可实现城乡学生“同一课表”“同一课堂”“同一教师”。

    近年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水平持续提升,18个省级智慧教育平台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截至2023年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突破1亿,浏览量超过367亿次、访客量达25亿人次,数字技术的叠加、倍增、溢出效应充分显现。

    目前,部分地区农村学校数字化装备还不达标,部分省份县域义务教育每百名学生拥有学生数字终端数配置水平较低。未来,各地须按学校建设标准,加强学校装备配备,为数字教育提供支撑。各级教研部门要引导、指导各校充分用好中小学智慧平台,特别是针对农村学校科学教师不足、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加强农村学校科学教育

    必须明确,我国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搞“一刀切”。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区域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课题“区域优质教育生态指标体系构建研究[GYB202200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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