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央在全党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笔者有三点心得，供读者批评交流。

    一、对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形势要有新认识

    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国的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成功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开展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群众的定义和内涵也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工人更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现在是知识型的技术工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像证券、保险从业人员、淘宝网店店主等自由职业者、职业经理人以及专门靠放高利贷为生的食利阶层。社会利益结构就复杂化了，利益冲突明显增多。

    第二，社会组织发育十分迅速。根据民政部网站的公开信息，社会组织数量这十年来每年以8%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经接近50万个。社会组织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较以往大大增加了。

    第三，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蓬勃发展对舆论引导带来压力。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亿，微博用户数量3亿，微信用户4亿。这一方面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提高了公民监督水平；另一方面群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自主性增强，也倒逼政府治理的创新。

    所有这些形势的变化，都增加了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都需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以系统解决。

    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盼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

    这些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了，但从网络等新兴媒体上看，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反而多起来了。我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是社会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发展问题解决之后，要尊严、要自我实现。所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以后反复谈到中国梦的时候，强调要让每个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为此，我们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要求我们实现党的执政方式从原来通过会议、文件等行政命令式的社会管理向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转变，从而能够弥合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笔者认为，要特别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当群众意见不一致时如何判断主流民意。比方说，异地高考升学的问题，外地人要在本地升学，北上广的本地居民又不同意，矛盾很尖锐。决策部门听谁的，哪个是主流、哪个是非主流，要有所取舍。

    二是公共利益和小群体的利益不一致怎么办。举个例子说，京沈高铁的改线问题，不改道，影响到附近居民的利益；改道，不仅财务费用大幅增加，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之外，时间成本也加大了。在公共利益和小群体利益之间如何做出科学决策。

    三是当群众认为政策制定或政策执行不符合自身利益时有没有常态化的“讨公道”的地方。也就是说要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充分发展民主，畅通民意反映渠道，而不是一味地通过层层上访来寻求公道。

    三、制度建设是落实群众路线的关键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但怎样避免矛盾恶化，特别是在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今天？一方面，现在新一届政府下决心抓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之前经济上行周期中掩盖的问题在下行阶段不断暴露出来，包括分配不公、医疗不公、教育不公等方方面面的社会不满正在蔓延，甚至已有极端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社会还没有普遍形成解决矛盾依靠规范的法律制度的习惯，依赖“权情财”仍然盛行。而如果遇到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蛮横做法再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久而久之就可能愤懑在胸，借机发泄。可以肯定的是，丛林规则起作用，正说明民主法治制度不给力。

    可以说，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是矛盾叠加的主要原因，但转型应该是有时间期限的，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笔者认为，能否在民主法治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实现向现代政治文明转轨，构建一个稳定、公正、文明的社会生态系统，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是衡量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否取得实效的主要标准，也是这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什么强调第三个环节是“建章立制”的原因所在。（作者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综合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