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16辆校车实有座位228个，向教育部门申报补贴时，座位数却变成了536个，以此多冒领财政补贴近10万元。据媒体报道，沈阳市于洪区相关部门正在对这起冒领财政补贴事件调查追责。

    从常识来说，核准校车实有座位数并不难，可校车公司称“把数字粘贴错了”，教育部门称“疏忽大意”，如此狡辩很让人痛恨。在现实国情中，谁都知道“盖章”最难，然而有人却“过关斩将”把教育、运输、交管、公安等部门的6个红章给凑齐了，轻而易举地成功冒领校车补贴。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常常提出健全制度、加强监管，这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建设。冒领校车补贴，且不说背后是否有暗箱操作和猫儿腻，看似表面上不过是为了点儿钱。但6个公章“失守”，意味着在校车这个关乎孩子安全的问题上，我们仍缺乏必要的警惕。如果我们连校车座位数都无法弄明白，那事关校车安全的方方面面同样面临着“失守”的危险。

    毕竟，孩子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为了保障孩子安全成长，所有制度设计的重要原则就是“为孩子让路”，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恪守的社会道义和价值伦理。各个国家也都在相关法律和政策中特别强调对孩子权益的重点保护。比如，在校车问题上，美国明文规定，校车的安全指数要远远高于其他普通车辆，而且对校车运营机构的资历核查与安全监管极为严格。

    但冒领校车补贴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仅仅依靠条文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根据当地规定，每辆校车都要经过6个部门盖章审核，然而这个审批链条却集体“失明”了。这种“失明”并不完全是制度和监管问题，有时候是来自人心的“恶”放纵了制度的弹性，制度的笼子经不住人心的腐蚀。更何况，制度和监管百密总有一疏，在制度和监管所无法达到的地方，需要人的道义去弥补。

    同时，在孩子面前，给予足够的关爱和保护，这是各级行政部门应该悉心守护并践行的执法道义。《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基本初衷和宗旨就是要给孩子特别的“照顾”，其中流淌的是带着温度的关爱和道义。从甘肃正宁校车事件开始，我们猛然觉醒，随后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国家立法层面赋予校车更多“特权”。然而，校车补贴冒领事件提醒我们，仍有许多人在孩子的生命安全上显得如此草率，随意地盖下公章，他们本应秉承的执法道义去哪儿了？

    其实，政府不仅需要在孩子的校车、食品、校舍等问题上“关爱有加”，在对孩子的行政渎职问题上也必须“加倍惩罚”，而这同样是执法道义的一部分。这里潜在的法制伦理是，针对孩子的职务渎职比其他性质的职务渎职更不可饶恕。因此，除了刑事犯罪，法律还应该关注面对孩子的各种隐性的、变着花样的职务渎职，并将其纳入法制惩处的条文框架中，尤其是在惩处力度上要给出更严厉的标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那些红章真正兑现孩子们的生命之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