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天建 绘

    重温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内容，借鉴他当年传播这一理论的有效经验，对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的深入传播、廓清相关误解、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全面实现至关重要。

    ■欧阳奇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宣传，促进了这一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施，其历史影响深远。重温邓小平在20世纪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内容，借鉴他当年传播这一理论的有效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宣传重心经历了“台湾——香港——台湾”的转变

    从1977年论及实现统一要充分考虑台湾的特殊条件开始，邓小平有生之年始终致力于一国两制的诠释。即便是在1997年2月，仍不忘叮嘱来医院看望他的江泽民等领导人，一定要做好香港回归的接收工作。

    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由台湾问题而提出的方案。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预示着统一大业被提上日程。1980年，邓小平将台湾的回归确立为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现一国两制思维的宣传，虽涉及提前解冻的香港问题，总体来看却体现出以台湾为重心的特征。1982年，随着撒切尔夫人的访华和关于香港解决方案“十二条”的拟定，邓小平更多以“九七回归大限”临近的香港为例宣传一国两制，虽然对台湾问题并未减少关注。1985年后，他依然就基本法起草中的疑问做了诠释，并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但更多以台湾问题为阐述重点，并集中宣传了香港之于台湾的垂范意义。台湾问题重新成为邓小平论述一国两制的主要对象，是因为：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基本铺就了香港回归之路；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增进了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台湾“谋求统一和分裂的力量都在发展”，变数增多；坚持“一中”原则的蒋经国已至垂暮之年，争取他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从宣传对象演进的轨迹来看，已在香港成功实施的一国两制模式，实际上最早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量身定制的合理方案。“台湾不是香港，不适用一国两制”的说法是无视历史事实的。

       在传播中丰富一国两制理论

    在“一国两制”科学名词提出以前，邓小平就不同程度地多次宣传了统战方式从武力解放到和平共处的转变，统一模式从一种制度向两种制度的创新。而且，他在宣传这一构想的过程中，不断充实着基本框架下的内容。如在査济民建议应培养管理香港的人才后，邓小平就及时提出了在香港成立政治性团体参与管理并培养人才的目标；面对投资者和香港同胞担心回归后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会被改变的多重忧虑，他引领了“五十年不变”具体政策的出台，并多次诠释了这一政策提出的原因、依据和目的等；针对香港同胞因惧怕政策有变而希望基本法细化各方面工作规定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基本法不应太烦琐，规定过细反而容易生变的科学原则。可见，邓小平相当重视宣传一国两制过程中受众的反响和心声，并据此进行相关阐发，丰富和完善了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

    在与错误倾向斗争中促进一国两制的传播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不少阐发，是同错误理解一国两制甚至阻挠一国两制运用的某些倾向或言行而进行的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如论及台湾问题的解决方针时，邓小平多次针对美国的种种干涉，义正言辞地表示：大陆提出的实现两岸统一的条件“都是合情合理的”“提出九条建议之后，美国更没有理由向台湾提供武器”、将台湾当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平统一方案提出之后，美国不要做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事，等等。邓小平在谴责《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台海关系投下阴影的过程中，声明了一国两制是两岸实现统一的最佳选择。针对台湾当局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多次指出：所谓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太不可能，太不现实，也太不谦虚了；“一国两府”论的要害是回避了谁为中央政府，从而造成了笑话。这些表态有力地论证了一国两制才是统一两岸的可行方案。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通过充分驳斥英国在谈判过程中的无理要求，坚持了中方一国两制的底限。如明确表示“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不讲治权，讲某种程度的参与管理”也行不通；“中英谈判没有‘三脚凳’，只有两脚”，等等。这些高密度的宣传和铿锵的话语，使中国在谈判中掌握了更多主动权。1990年，邓小平针对英国在香港推行所谓“政治民主化”的险恶用心，重申了“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的立场，坚定了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实施的信心。他还针对香港极个别同胞的片面之见，指出大陆反对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改变；强调认为香港的事情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央保持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指出香港进行普选不一定有利，不能保障由爱国爱港人士治理香港，普选“要一步一步来”。他对这些具体方针的明确，有利于增进同胞对一国两制的深入把握和全面了解。正是邓小平指出了“三权分立”主张的荒谬之后，基本法规定了香港以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互相制约的独特政治体制；规定了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体制保障。

    重视舆论领袖在一国两制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邓小平在宣传一国两制过程中，十分重视舆论领袖的传播效应。舆论领袖既是舆论传播的受众，也是能影响更多受众的中介和桥梁。与邓小平谈论一国两制内容的客人，基本都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某一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又有着深入接触大众的优势或便利，从而能促进这一理论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比如，香港总督麦理浩回去后，“转达了邓小平保证不损害香港投资者利益的信息”，“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飙升”。显然，在认同中央政府措施的基础上，民众的不安和忧虑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又如，香港知名人士金庸受到邓小平接见并着重谈论统一大业问题后，邓小平和金庸的谈话记录被香港《明报月刊》刊发并数度加印，金庸本人将一国两制形容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关注一国两制的热情。作为香港高等教育领头羊——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见到邓小平之后深知关于香港回归的“中国的政策不失为最好的政策”，对本土同胞的影响可想而知；华侨杨力宇见到邓小平后，成为海内外轰动一时的新闻，他撰写的《邓小平对和平统一的最新构想》被美国纽约数家报纸全文转载，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被邓小平接见并委托转达允许台湾退役军人回大陆探亲任务的陈香梅，在促进两岸民众的交流和接触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长远来看，她对于赴大陆探亲的台胞更真实地了解一国两制的构想自然功不可没。

    邓小平的权威诠释和有力宣传，使一国两制在海内外、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赞誉。而且，他屡屡在重要的关节点，圆满地解决了坚持和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难题，促进了这一伟大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运用，推动了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广泛传播。然而，从当前香港的普选之争来看，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与祖国腹地的多年分离，再加上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的渗入，一国两制深入香港民心的工程并非一劳永逸的过程。

    香港问题研究专家齐鹏飞指出：“香港当前针对政改实施方案出现各种乱象，根本症结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香港社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香港基本法长期存在模糊、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因而有必要“回到‘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中，来追本溯源、正本清源，以廓清和指示未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路径”。由此可见，重温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内容，借鉴他当年传播这一理论的有效经验，对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的深入传播、廓清相关误解、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全面实现至关重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