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家唐诺所说：“可能性，而不是答案，这才是阅读所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最美好的礼物。”在阅读的时光里，自我显然是充盈着美好与诗性的客观存在。回想起一路负笈南北，从少年至今的求学旅程，似乎唯一不可丢失的便是书香四溢的生活过往。于我而言，书卷之路早已铺就了青春野蛮生长的路途。如今以教书为己任，便要带领学生一同穿越书籍，用经典回应现实。实际上，在文墨流淌的书籍中，我确实获得了种种生活困惑的答案，或者观照到不能称之为答案的真理命题。在我看来，这些内容向来具有超越性的意义，仿佛头顶的星空与脚下厚实的土地。

    从师友书籍里走向自我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接触书本的契机往往需要一个有缘人。这个有缘人既可能是我们学业的领路人，也可能是朝夕相伴的友朋。相比于一些人在传统阅读中陷入自我秩序的落差与阅读的文化错位，我十分幸运的是有一群师友时刻在身旁。他们不仅可以矫正我的阅读习惯，还可以将书本之外的生活意义源源不断馈赠于我。那些与自由有关的精神，学贯中西的教养，故乡内外的书写皆以记忆的方式为我指明方向或抛下独立思考的沉锚。

    由于自身专业学习的方向性转变，在求学中我时常与影像打交道，所以生活内外似乎都在影像的世界里游走，诸如我写文章纪念生态纪录电影大师雅克·贝汉的离开，写戈达尔的新浪潮终结、阿涅斯·瓦尔达的影像意义等，但我更多时候是督促自己以及学生进入影像实验中，以弥补实践中的不足。当然，对于此种选择，我还抱有另外一种期待，即可以凭借影像之力回应学生对如何获得真实生活意义的课堂之问。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影视人类学者朱靖江便是我贯通学理与实践之地的引路人。朱靖江所著《燕园习影录：在北大看电影》更成为我专业理论学习之外时常翻阅的书卷。这本包含了23位北大人光影记忆的文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更像是一幅生活烙印的画卷，在缓缓铺开的过程中交织了过去与现在说不完的影像话题。无论是书中对影视业态的批评，或是理论更迭的探赜，还是电影之外的人生思索，皆汇集了他们于电影内外的人生见地与生活哲学。当然，作为读者与观众，我们或许可以在这种自我书写的情感流露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除却课堂之内学生的发问，我顾虑更多的是他们会以何种文字纪念自己4年的青春时光。于我而言，比起纯粹逻辑性的言说表达，我更愿意在个人话语的书卷之中勾勒自我阅读的版图，也十分愿意将目光倾注于那些记录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大写之人”的书籍里。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梁海的《阿来文学年谱》确实富有此般光彩。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阿来文学年谱》恰是寻觅当代文学记忆的最好依凭，但其不囿于年谱式的历史书写，而是充满生活气息地描摹出阿来创作的人生轨迹与生活烙印。可以说，梁海的文字内外充满了一种自觉化的文学意识，她以文学史的田野考察呈现了阿来自然性灵的文字面貌，并在年谱化的语义诠释中把握了时代特征与文学发生的关系。

    毕业临别，总会有许多学生与我讨论前途何去何从的话题，“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是回家还是去往更宽阔的大城市？确切地说，我也无法给予合适的答案。但我内心希望他们能够换一种姿态审视故乡的人和事。我一直觉得“故乡是剪不断脐带的血地，尽管断了筋骨，却始终连着血脉”。如果说文学的发生要叩问时代的精神价值，那自我书写儿时乡土记忆的文学作品理应成为个体勾连家国命运与时代烙印的优秀代表。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以个体生命的记忆诠释了近乡情怯的《民谣》故事。那些水乡里的儿时故事由青春之地去往无数个中年时刻，而后在《民谣》的反复伸张中，成为点缀青春旅途的关键性风景。我想，《民谣》也是王尧老师共同体化的一种自我书写，在从学者到作家的跨界写作中，重新接续了文学表达与自我历史曾断裂的崖缝。我们既需要在某种身份的重构中获得纷繁复杂的社会性在场，又需要在多元异质化的时代症结中寻找自我诗意栖居的方法，而归根结底则是沿着乡土叙事的轨迹，发掘来处与归途的意义。

    由教育书卷中获得成长

    有时候，我经常反思自己择业过程中的关键考量点是什么？即便已经身为教师，也会有为何选择从事教育行业的追问。在我看来，这一“意义如何生成”的本源问题不但是阶段性的自我发问，也应当成为我们持续总结个人价值的必然要求。任何个体都应当在成长的教育中自我定义，而不是流于他者的刻板偏见。因此，出于生活与志业的思索，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已经构筑了我的良好生活。

    身处教育一线，有时我常惊讶于学生跨学科探索的能力之强。去年，一个学生本科毕业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录取，我才发现无意间为她讲述的中西比较哲学视野奠定了她跨学科的基础。中西比较哲学家安乐哲的《“生生”的中国哲学——安乐哲学术思想选集》是其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次历时性巡礼，23篇文章诠释了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广阔视野与精气神。在中西哲学对话的时代，中国哲学为世界哲学话语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厚重的哲学范式。

    对于教育意义的探寻，我常另辟蹊径，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牵引出人生之思或百家之言。而文学性的书籍常常为一个人的离乡留下情感的教育窗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的《梁庄十年》是观照主体教育与时代命题的文学佳作。她书写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记录了梁庄乡村生活的温良底色与家国亮色，这对于个体离家后归于故里的教育意义而言，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梁鸿试图在完整的“村庄志”中，勾勒时代脉搏跳动背后的恋乡图腾。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倘若由个人熟稔的地带过渡到专业教育领域，还需要教育类的导向性书籍作为参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朱永通的《教育的细节》可以为我们进入教育一线提供具体而有力的方法论参考。全书包含五个板块，比如“活在观念里”“守住教育的重心”“一厘米之变”等，其内容不仅在教育实践的细节中诠释了教师的良善之心，更挖掘了具体教育问题背后的奥秘。每每读来，我都别有体会，无论面对棘手的教育问题，还是与其中的文字产生强烈的共鸣，细节中的育人智慧无疑是更让人信服的，或许，唯有我们注重教育之细节，才能保有人生之细腻，生活之柔美。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几乎每门课程结束都会写一些话给学生，上一届毕业典礼教师赠言里我写道：“如果用几个字为人生总结陈词，大概就是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但愿你们始终怀揣赤子之心，怒马鲜衣，不负来时路。”

    这些年阅读的教育书籍中，莱辛的《论人类的教育》让我始终保持对教育的热忱。这本书被认为是莱辛临终的“哲学遗言”，书中汇聚了莱辛对教育哲学化的认知。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本富有哲学色彩的教育书籍，让我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常读常新，感触颇深。我也十分愿意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教育的路途不断延伸，实现人之理性目的的教育宗旨。

    自科幻故事中回归个体

    面对历史，我们需要警惕虚无主义的泛滥。而对于未来，也一样亟待秉持一份道德关怀。诗人波德莱尔用三个词给现代性下了定义：过渡、短暂、偶然，这也是我而立之年的真实写照。而立过后，我突然意识到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便开始翻开科幻世界的书卷，希望获得未来已来的文字力量。

    前些年的阅读或多或少都是在现实的当下行吟歌唱，而后的几年似乎都在科幻的未来天地窥探生命的微茫、自然的博大、宇宙的奥秘。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一直都擅长将人类自我捆绑的道德议题杂糅于科幻小说故事之中。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字里不仅倾注了人类之爱与未来选择的伦理答案，还在一种温柔童话般的文字之乡中搭建了富有梦境的科幻世界。《克拉拉与太阳》并非兼备一般科幻小说的写作风格，而是融贯了一个作家的历史自觉与未来关怀。在石黑一雄的世界里，似乎技术存在论的写作观念并不重要，最有趣的则是克拉拉在生命弥留之际，身处废旧堆场依旧保持人类的反思。

    近些年，我开始关注科幻研究领域，这自然要得益于诸多师友的谆谆教诲，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的科幻文集成为我在科幻阅读与研究中的不二法门。早些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时候，就曾三番五次到北京师范大学旁听吴岩老师的科幻文学课。对于科幻的文论研究，吴岩老师自然是先驱者，他最早开设了科幻研究的博士生课程，而《科幻文学论纲》也倾注了他这些年科幻研究的心血。尽管这本书是一本科幻研究学术著作，但读来仿佛在参加一场老友对话，在其中我们不仅可以厘清科幻文学的发展脉络，亦可以在女性、大男孩、边缘人、现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者等科幻作家群体身上寻找科幻创作背后的秘密，更能够反观科幻背后流淌着的文化旨归。

    实际上，科幻研究的未来性恰恰透露出现代文化思潮流变的方向性。科幻阅读需要一种文学理念，当然也不能够缺失一份哲学化的关切。谈及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理应摆放在案头，成为我们打开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刘擎的文字同他讲课一样，浸润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儒雅之心与赤诚之爱。面对学生有关现代性的诸多疑虑，我常以书中存在主义的思想提振他们的精神世界。

    坦白地说，我坚信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毕竟伟大的先哲以思想的光芒烛照我们的生活之地。在书卷浇筑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抵达一种良善的生命归宿，在文墨流淌的书籍中，亦能够获得生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