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何伟强

“双减”背景下，社会公众对中小学校有了更多的期许，这在无形中加重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在此情形下，如何帮助教师减负成为我们共同关切的话题。

眼下，许多中小学校长和社会热心人士都在纷纷支着儿，想方设法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排忧解难。从现有的各种举措和建议来看，大部分是试图从改善外部环境入手来帮助中小学教师减负的。这些努力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仅仅倚重外部环境的改善恐怕还是不够的。

我曾连续10多年从事校长培训。培训过程中，我会在课程板块设计一个“方法总比问题多”的内容单元，先请每位参训校长提3个自己办学过程中碰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并讨论解决之道。结果发现，历年来频次最高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教师职业倦怠，我该怎么办？”可见这问题由来已久。事实上，国家高层业已认识到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和职业倦怠的问题，对此也有了强有力的人文关怀举措，两年前中办、国办专门出台针对中小学教师减负的若干意见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平日与中小学教师交往过程中，我们发现，带有消极情绪的“我很忙”是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高频词汇。教师们总喊“忙”，表面上看是因为有太多工作来不及去做而发出的无奈抱怨，实则不尽然，这或许还预示着教师们的本心迷失了，一天天疲于应付的自己并非真实的、完整的自己。这种“自我解体”所带来的莫名焦虑恐怕才是其关键负担之所在。因而，光是考虑如何减少外在负担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双减”背景下教师的负担加重这一前提无法改变。在此情形之下，或许我们需要潜下心来，试着走进教师们的内心世界，尽可能引导或帮助教师们改善内在生命景观。

多年前，钱学森先生曾撰文说：“教师的成长有技术层面、道德层面、精神层面，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技术层面，却很少关注教师的精神世界。一定要尽早意识到这个‘空白’。”如今重温这番话，对我们讨论“‘双减’背景下教师何为”这个话题，尤其是“双减”背景下如何进行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上，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教师的角色定位大致有三：一是技术层面的“学科人”；二是道德层面的“教育人”；三是精神层面的“自觉人”。以往我们普遍看重的教师角色定位是“学科人”，是意义上的“经师”，因此不管是在教师的培养上还是培训上，我们的课程体系都偏重于“学科逻辑导向”，我们层层遴选出来的那些名师、特级教师大多亦是“学科人”意义上的“名经师”和“特级经师”，而这样的遴选机制转而又会变成一种导向机制，它会引导许许多多的中小学教师将兴奋点置于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那样“名利双收”之人，殊不知这种向外逐求之欲正是其迷失本心的根源。时下的“双减”政策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指导思想的具体落实，是从国家教育安全高度作出的教育战略决策，具有扭转乾坤之战略意义，其旨在引导广大教育者回归教育初心，彻底扭转“重分数，轻育人”“重学科知识，轻身心素养”那种本末倒置的教育偏差，让冷冰冰的教育重新变得有温度。只有指向人心感化的教育变得越来越有温度了，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和谐，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安全且有希望。

与此相应，教师的角色定位仅仅停留于“学科人”是不合适的，它需要紧随“学生核心素养”这一逻辑导向，从“学科人”逐渐转向“教育人”甚至是“自觉人”意义上的“人师”。

诚如叶圣陶先生所言：“教师对于人生没有真实明确的观念：自己不明白人生的究竟，也就不明白儿童的究竟。要明白儿童的究竟和儿童的心理，教师非先自觉不可。”虽时过境迁，但叶先生的这一深邃洞见依然掷地有声，因为他把握住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教师要成为“教育人”和“自觉人”意义上的“人师”。这种意义上的教师，较之于“学科人”意义上的教师，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向内修养的，是生命自觉的，是自利利他的，是本心渐趋完整的。这种意义上的教师，正是叶圣陶先生所言的明白人生究竟之人，他们不会因为外边的风吹草动、这减那增而东摇西摆，而焦虑倦怠。

至于如何成为“教育人”和“自觉人”意义上的“人师”，这主要取决于教师自身的志向格局和决心毅力。仅仅停留于将教书育人视作一份职业之教师，自然很难有决心毅力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更没有力量去启迪他人；而将教书育人视作一份事业或志业之教师，则往往心系他人和社会，自然也有很大的决心毅力先调理好自己的生命状态，进而去利益他人和社会。当然，教师的志向格局和决心毅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知行合一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