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曾涌现出这样一些大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理想，执着追求，并以独到的教育实践，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也为中国教育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当今教育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或许可以从这些故去的教育大家那里找到启迪和药方。为此，本报“人物版”近期开辟“回望·大家”系列，敬请读者关注。 

  生平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语录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实际生活是我们的指南针。

  学校是为社会设立的。学校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

  到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去。

  每日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名姓，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时、何地、何去、何如，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诳话。我们必须拿着这两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先生。合于此者是吾师，立志求之，终身敬之。

  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陶行知把自己“生活教育”的主张，追溯到孔子和苏格拉底。他说，“孔子是校长兼教授，他的学生有七十二贤”，“苏格拉底，也做校长也做教授，他的学生是雅典青年”。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启蒙者，有一个共同身份——教育家。郭沫若说，“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弱民贫，列强分割。陶行知站在时代的断裂点上，立志以教育“谋国民全体之福利”，通过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启示人们，启蒙应该是每个师者的责任。

  以完整的生活做教育实验

  1927年1月，南京晓庄村头出现了这样一则招生：“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学费免……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在这样一则的吸引下，很多有志青年来到了晓庄。

  在晓庄乡村师范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晓庄”），陶行知大规模地以整个社会、整个实际生活做教育的实验。他说，晓庄要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后来，他把“康健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也列入生活教育的目标，并以康健的体魄居首。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他说：“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陶行知要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要教民众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陶行知列出五种生活：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社会改造的生活。

  陶行知所倡行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晓庄第一期学生李楚材记录了学校每天举行的寅会的一些细节，寅会大约10到15分钟，计划一天的工作或简要讲清一个问题。寅会之后是武术。上午，按照“前方”即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的需要，“后方”即社会组、农艺组、生物组等各组师生制订“教学做”计划，解答“前方”疑问，轮值院务的学生开始办公。下午，做农事，制造简单仪器，或进行音乐、工艺、采集标本等活动。每周四下午，全校师生“会朋友去”，到农民家里，与农民谈心。每人都要交到一两个知心的农民朋友。

  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教育。晓庄的教育从教学做合一下手，推广生活教育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生物课指导员姚文采抱了一大堆书去，陶行知却说：“老办法不行，应该教学做合一才对。”姚文采说，先讲教的内容，再讲学的方面。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可不是三件事。”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改造社会、启发民智的精神。晓庄医院免费为农民医治。农民文化生活单调，陶行知就派人创办“中心茶园”，备有象棋、胡琴等，为农友说书，借故事教农友识字。农民们说：“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谁还去抽鸦片、赌博、干坏事？”

  晓庄的生活表面看似粗陋，内里充满诗意。陶行知将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大礼堂为“犁宫”，亲笔在“犁宫”上写下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工夫”。陶行知说：“充满晓庄的只是诗——诗的神，诗的人，诗的事，诗的物……”

  在现在的杭州，陶行知研究馆里，还摆放着一架老式钢琴，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阙沛霖说，抗战期间，师生流亡各地，这架钢琴一直陪在师生们身边，由身强力壮的男生轮流抬着。一落下脚，就有学生上去练琴。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周洪宇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大教育观。它对“教育立国”的强调，对新型师范教育的探索，对农村教育的大胆改革，对社会整体改造的尝试，对中外教育经验的合理借鉴等，都为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

  “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昨天竟然这样走进城来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别有趣味。”陶行知在家书中写道。

  这正体现了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大众融合，“觉民行道”。陶行知走到人民中来，“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醒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需要更多像陶行知这样“穿着草鞋”的教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陶行知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陶行知说：“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享福……”陶行知虔诚地捧着农民和学生的幸福，向农民烧心香，为他们办教育。他曾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之职和金陵大学校长之职，婉拒冯玉祥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宗仁邀请他做皖省教育厅长，婉拒宋美龄邀其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他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各地，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麟家里成立了“三径平民读书处”。

  诗歌是他推行教育理想、启蒙民智的武器。陶知行在《诗人》一诗中说：“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唱破了喉咙，无非是打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他用老妈子也能懂的语言写诗，在诗里讲各种道理，大到爱国爱民，小到抒情遣怀。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平民式的启蒙姿态，是因为一种大爱。陶行知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他曾题下“爱满天下”四个字。只有这种大爱，才能使他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即知即传的启蒙情怀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同盟代表团”参观上海山海工学团。马莱说：“英国是支持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工学团的“小先生”张社健说，这是对的，但英国政府不一定支持，还举出了上海英租界协助政府捕杀共产党人的事，这给陶行知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让他见证了“小先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