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蔡昉说，“如果说我们未来要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但由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义务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00%了，想再明显提高很难，这时候就要扩展教育阶段。比如向前延伸到学前教育，政府的投入应该按教育规律投在社会效益最高的领域。”

  增加教育投入，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改变现实中存在的教育负激励问题。“我们现在存在教育负激励的问题，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受教育程度低、技能相对较差的劳动力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短缺，所以他们的收入上涨得更快一些。原来那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技能强的，在相对高的工资起点上，感受到的短缺需求便没有前者强烈，此时便与第一次短缺的群体出现了工资趋同，即大学生、城市职工和农民工工资趋同。”蔡昉坦言，将这种工资趋同转换成教育回报率，就意味着完全听凭市场信号来决定孩子的受教育选择就不够了，这种情况就是劳动力市场信号失灵，就需要政府加以干预，用政策手段弥补市场失灵。

  “读书无用论”便是这种负激励的外在体现。蔡昉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进而产生一种倒逼机制。如果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大多接受了义务的高中教育，没受过高中教育的群体就很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转而寻求人力资本提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