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年轮“号脉”王琦
他把中国人的体质分为九类,其创立的中医体质辨识法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学生把他40年的成果画成一棵“王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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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病例时,别光看好了的,其实有不少没看好的,只是人家都不再来看了。那些不来的人一直是我的心事,每次睡觉前琢磨琢磨,还是有不少没看好的病人。
人生就是三件事,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就是厚道待人、感恩于人、惠及他人;做事就是求真、求善、求美;做学问就是继承、创新、立言。
要对人生进行整体发展设计,有明确的目标,并且锲而不舍,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行进,充满激情、不畏艰苦、乐在其中。
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思维的灵感,没有带着自身文化烙印与个性特征的思维内涵与方法,便失去了灵魂。
科学研究需要有求异思维,教育工作者需要引导学生有新的思考。中国学生背负的包袱太沉重了,身为教师是给学生火种还是给知识储藏呢?我认为应该给火种,给思维方法。
你要是研究一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就得从头开始,这是太复杂的一个过程,你要形成理论、概念、体系、要素、应用、接受、传播等。它不是做一件新衣服,学术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源于经典不等于停留在原始的水平,经典是给你源头、给你启发,一定要激活了你内心的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学到了经典的价值。
传统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延续,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再现。
■本报记者 高靓
“大夫,我是什么体质?我孩子是什么体质?”
“气虚体质该怎么补?痰湿体质有什么忌口?”
时下里,从电视养生节目、医院诊室到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似乎人人都能说出诸如“阴虚体质”、“阳虚体质”之类的名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都属于九种体质中的一种,更少有人知道,它们出自一位立志研究中国人体质分类的学者——国家级名老中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琦,其所创中医体质辨识法被纳入卫生部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使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近日,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楼的层层门禁,记者听王琦讲述了他和中医体质学说延续了近40年的故事。40年也许太长,长河掬浪,我们择取了他的三个年龄节点,走近王琦。
35岁:新翻杨柳枝
当别人都在以名医学术思想为题做研究的年代,他大胆创新,提出“中医体质分类”的概念
时针拨回到近40年前。
1976年,教育的春天姗姗来迟。经国家批准,著名中医岳美中、方药中等几位老先生以北京西苑医院为基地,开办首届全国中医研究班,每省推荐一名优秀青年中医赴北京学习。已经在高邮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院医生王琦,被江苏省遴选,来到北京,成为该班的学员。毕业后,又于1978年考取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批研究生。
而立之年获得的学习机会,让王琦更加如饥似渴。读经典、做临床、传承老专家的医道精髓,渐渐地,王琦心里隐约有了一种感觉,中国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有阴阳二十五人之说,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也把人分成四种气质。人类的祖先,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约而同都在给人分类。
“因人制宜”是中医学的宝贵思想,但是相关理论散落于历代医家文献中,未能形成体系。更可惜的是,随着现代医学体系的发展,中医的体质分类思想渐渐被淡化。
“西医的病种有3万多种,中医证候也有800多种。在医生眼里,人体被分得很细,只看见人的病,看不见病的人,”从医以来困扰王琦多年的难题似乎有了一个突破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病症、同样的药方,对有的人有效,对有的人无效。”
“体质分类,是中医里一个闪亮的智慧,我要开创这个还没有人做的事业!”这个念头一产生,在王琦的心中便再也放不下。
然而,在当时崇尚继承的中医教育体系中,最早的研究生都以某某名医的学术思想为题进行研究。王琦关于“中医体质学说研究”的论文题目一报上去,第一个提出异议的就是导师方药中。
“他担心,中医里面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学说,会不会引起争议,”王琦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硕士论文手稿说,“我就跟他磨啊,让导师先送给评委去审,如果都说不行,我马上改。”就这样,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王琦,冒着论文被打回重写、毕业时间延长的风险,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
“方老是个胸襟非常开阔的人,对于我这个喜欢‘听唱新翻杨柳枝’的学生,有时候很挠头,但很快又能够理解接受。没过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说,几位专家都说这个题目好,把中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给提出来了。揭开这个谜底太重要了,你就做吧!”
“那时,就好像心里的火种被点燃了!”说到这里,王琦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意气风发、立志创新的小伙子。
“创建一个新理论,不是说这里有50本古书,你找到古人是怎么说的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炼出自己的东西。”王琦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西苑医院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只带一个馒头,一坐就是一天,对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总结。
休息的时候,王琦喜欢到街上或车站观察人群,因为“人们等车的形态各不相同,有的人慌慌张张,有的人漫不经心,这实际代表着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1978年,35岁的王琦与同窗盛增秀合作撰写《略论祖国医学的体质学说》一文,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第一次公之于众。
“这篇论文也险些被扼杀在摇篮里”,王琦说,投稿被退,编辑的理由仍然是“中医界没有这个学说”。后来,幸得杂志总编在投稿记录中慧眼识珠,才追回了稿件。
经过几年的研究,王琦领衔编著了《中医体质学说》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使中医体质学实现了零的突破,也把王琦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个时候,中医界的普遍观点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学到手就不错了,你还敢创新?提出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理论,别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王琦当年的一位同窗感慨地说。
彼时的王琦似乎更能理解导师的苦心,创立一个“从来没有”的学说,无异于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开始,人家都在说,这是啥东西?后来有点儿名气,又有人说,这东西古来就有,没啥了不起。”眼前的王琦回忆那段日子,风清云淡地说,“这没什么,我就当它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如今,中医体质学已成为中医学二级学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组列为现代中医流派,相关内容被写进《中国医学通史》,列入中医药院校《中医基础理论》规划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是近几十年来中医教材中唯一新增的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撰文指出:“体质学说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在指导‘治未病’及个体化诊疗中将会发挥特殊的作用。”
回首来路,王琦也坦陈艰辛:“研究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它不像做一件新衣服,你喜欢就穿,不喜欢就不穿。学术这东西不一样,从理论、概念、体系,到应用、接受、传播,是一个太复杂的过程。”
“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没有不想干的时候?”面对这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王琦指着自己的胸口,对记者和在场的学生半开玩笑说,“你们摸摸看,我这里始终有一团火,否则第一篇论文被退稿的时候,我恐怕就要放弃喽!”
58岁:辞官从教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个年龄到大学多半是发挥余热,而他加足了马力,甚至为了研究跋山涉水、走街串巷
2012年京交会上,德国科隆市副市长汉妮特前来体验中医诊疗。 片刻搭脉后,王琦告诉汉妮特,她的体质属阳虚及气虚,有消化功能不好、怕冷、气短等问题。汉妮特睁大了眼睛直呼“Incredible(不可思议)、Amazing(太神奇了)”。她说:“我特意隐瞒了胃部长期不舒服、手脚冷等老毛病,没想到仅搭脉片刻,就被中医的‘火眼金睛’看穿了。”
有了体质分类的利器,加上不走寻常路的精神,王琦施治的对象上到国家政要及季羡林等名家大师,下到三天三夜走到北京看病的普通农民。有人管他叫“京城怪医”,因为在他的诊室里,总能看到各种疑难杂症。有的病人盛夏穿棉衣也不嫌热,有的病人三九严寒还大汗淋漓,有的幼儿园小孩哪怕被指甲轻轻划一下,划痕就肿得老高,有的花季少女抱怨自己喝凉水都长肉。
“有一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五花大绑,不捆起来就要拿刀子捅人,精神出了问题,一家人的欢乐都给剥夺了。”说到自己的病人,眼前的王琦几度哽咽。王琦经常对自己和学生说,我首先是医生,其次才是学者。医者仁心,王琦对研究的热忱,正来自于解除病患痛苦的决心。
上世纪80年代,体质分类还不够完善,特禀体质没有纳入进来,一段援外医疗的经历,让王琦开始关注过敏症,并产生了把过敏体质单独划分一类的想法。
1984年,王琦到荷兰援外。荷兰是郁金香之国,空气中弥漫着很多花粉。王琦发现,当地很多人患有花粉过敏症。
对于这个问题,西医的办法是切断过敏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美免疫中心一位专家曾对王琦说,“假如你对猫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猫从窗户扔出去”。“但是,荷兰人总不能不呼吸吧?”王琦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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