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益众

  2013年5月10日下午5点半，新北川中学办公楼下。

  草坪上，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奔跑着。有人塞给他一颗糖，他立即会甜甜地叫一声“阿姨”。在妈妈的引导下，接着又迸出一句“谢谢！”

  落日的余晖洒在刘亚春的脸上。他站在一旁，痴痴地望着儿子稚嫩的身姿，默默地微笑。

  过了一会儿，他从妻子手上接过一件长袖衬衣，追在小男孩的身后，慈祥地叮嘱：“快过来，天凉了，把衣服穿上！”

  5年了，刘亚春的生活终于回归常态。对于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来说，常态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

  家人

  5月11日，刘亚春又去了趟北川老县城，为5年前被大地震埋在废墟下的妻子和儿子献了两束花。

  5月12日，汶川地震5周年纪念日。这天恰好是周末，北川中学校园里很清静，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这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刘亚春说，“北川中学已恢复正常状态。”

  震后，刘亚春一直不主张对学生进行刻意为之的心理辅导。他坚信，与老师、同学常态化的愉快相处，可以帮助学生抚平心理创伤。

  他对自己也是如此。这些年来，他一直刻意地让自己劳碌，让自己没时间悲伤，用高强度的工作冲淡心灵的伤痛。

  5年了，刘亚春依旧习惯于狠狠地抽烟，刚掐灭一支又点燃了一支。谈话的间隙，常常深深地叹气。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自我宣泄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太累了，压力太大了”。

  刘亚春看起来很年轻，矮小而精干，剪了个小平头，显得挺精神。鬓角的白发，仿佛是一个假发头套戴到了年轻人的头上。而事实上是地震后的那个晚上，他一夜白头。

  2008年最后一天上午，刘亚春回了趟北川老县城。下午到安县，跟家人吃了顿团圆饭。傍晚，他又赶回北川中学，跟留校的师生一起过年。

  临出家门时，60多岁的老母亲对他说：“这么快就走，你还能陪我过几个春节？”刘亚春无言以对。

  那时，他肩上扛着重建校园、发展学校的重任，一方面要忍受妻儿双双遇难的悲痛，另一方面还不得不面临“校舍为何倒塌、如何告慰死去的学生”这样咄咄逼人的追问。

  那是他最煎熬的一段时间。人多的时候，他的心情会好一点，人少时会有点儿烦。一个人时，心里就很难过，想家。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深沉地叹气，甚至借酒浇愁。

  熟悉刘亚春的记者都清楚，那时他只说学校的发展，从不愿谈地震当时的事情，也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家庭，他刻意封存了一些东西。

  可现在不一样了，老母亲每天带着乖巧可爱的孙子，乐得笑开了花。一些非正式的接待，他会带着母亲、妻子和儿子一起参加。上有幸福健康的母亲，中有漂亮贤惠的妻子，下有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些都成了支撑刘亚春负重前行的重要力量。

  “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如果没有儿子，你再成功，在人群中也抬不起头来。”刘亚春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把昨日的苦和今日的甜都渲染得格外浓烈。

  儿子生于2010年8月1日，那脸蛋儿像极了父亲。尽管饭桌上有军队的大校、社科院的专家、高校学院的院长，刘亚春依旧会在客人尚未坐齐之前，就用筷子挑一块肉来逗自己的儿子。在与客人寒暄的间隙，他也会时不时地用筷子、勺子作为玩具，把儿子弄得咯咯地笑。

  这样的“不拘礼”，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看着心里格外温馨。

  教师

  从谋划北川中学的灾后重建之初，刘亚春就知道自己面临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教师。

  北川中学要建名校，教师素质提升是关键。可老北川中学只是小县城里的一所普通学校，师资相对薄弱。北川中学的这些老员工怎么办？少数不合格教师会不会被裁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心。

  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刘亚春跟老师们说，北川中学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他特意强调：“作为学校管理者，我说过的话就是承诺。”

  承诺，易；兑现承诺，难。

  建立竞争机制，有一些人抵触。老师们的抱怨，刘亚春也能理解。每位老师的艰难，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作为校长，他有振兴学校的责任。

  “教学质量不抓上去，我心里有愧。”刘亚春心里明白：“假如学校带不好，到底谁是罪人？”

  先进与落后观念的博弈，让改革者刘亚春有压力，也常感到孤独。但要走名校之路，就意味着必须打破地震前的教学管理体制。有时候，刘亚春不得不对个别教师说：“既然你干不了，就换人吧。”

  当然，刘亚春也不是无情的人，更何况他必须考虑减少改革的阻力。他对老师们说：“如果真的有人不能胜任，我们也会对他采取保护措施。”

  刘亚春认为，发展是给教师最好的福利。他一方面安抚老教师，一方面引进新教师。目前，北川中学共有地震后新来的青年教师12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70%，这些教师成为学校未来发展的核心支柱力量。

  从2009年开始，北川中学校内不再提“灾区”两个字，极力淡化灾区意识。刘亚春对老师们说：“最重要的不是休养，而是奋进，出名师。”

  要出名师，就必须构建科学的考核机制，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借助教师绩效工资改革的契机，刘亚春推行以平均分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方式。

  一般来说，高中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只看冒尖的学生，将“有几个学生考上了大学或者重点大学”与教师的奖金直接挂钩，对中差生置之不理。

  新的考核机制引导教师关注中差生，关注过程，一种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中差生的成绩上去了。刘亚春将这称为“绿色升学率”，他说：“我们追求的是教育质量，分数仅仅是副产品。”

  学生

  2010年9月1日，北川中学搬进了新校园。此时，刘亚春面临着巨大的“如何把学校办好”的压力：一流的硬件必须要有一流的质量。否则，就像用景德镇的精品瓷器去做“泡菜坛子”。

  什么是好学校？就高中学校来说，常人的理解就是升学率高，但北川中学生源入口低。这是让刘亚春最为纠结的事情。

  2008年以来，尽管北川中学的高考升学率成倍增长，但依然不可能媲美绵阳市的一流学校。这逼着刘亚春另辟蹊径，不能再跟着世俗观念跑，不能再迎合家长对升学率的畸形追求。

  现在，刘亚春对“好学校”的追求是：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发展；通过学生喜欢的事情培养他们的能力、素质、意志、品行等。

  他以街舞社为例，完全是学生自己教自己，上台演出后，大受欢迎。还有合唱团，学生们下晚自习后摸着黑在操场上练声，被戏称为“唱黑歌”。让学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然就会专注、投入，并形成良好品性。

  刘亚春多次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然后，他自问自答：“20年后，站在这里的每一个学生到底从自己的母校得到了什么东西？为了不是一无所有，为了师生之间还有一些怀念和感动，我们需要更加致力于培养好的习惯和真的感情。”

  5月13日，北川中学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举行了一场“音乐教育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论坛”，用这一形式来纪念地震5周年。刘亚春希望借此机会更深入地推动音乐教育改革。他说：“要让学生在音乐课上亲身参与，去经历、体验、感悟音乐，而不仅仅是以往的听歌、唱歌。”

  要求教师关注中差生，关注非高考学科，这样的举措在高中学校校长中是十分罕见的。回归常态的刘亚春，现在又试图逃离世俗。他说他要办一所有营养的学校。“不能只拿分数说事，拿部分尖子生的成绩说事，要让更多的学生成人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