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春:回归常态
■本报记者 李益众
2013年5月10日下午5点半,新北川中学办公楼下。
草坪上,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奔跑着。有人塞给他一颗糖,他立即会甜甜地叫一声“阿姨”。在妈妈的引导下,接着又迸出一句“谢谢!”
落日的余晖洒在刘亚春的脸上。他站在一旁,痴痴地望着儿子稚嫩的身姿,默默地微笑。
过了一会儿,他从妻子手上接过一件长袖衬衣,追在小男孩的身后,慈祥地叮嘱:“快过来,天凉了,把衣服穿上!”
5年了,刘亚春的生活终于回归常态。对于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来说,常态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
家人
5月11日,刘亚春又去了趟北川老县城,为5年前被大地震埋在废墟下的妻子和儿子献了两束花。
5月12日,汶川地震5周年纪念日。这天恰好是周末,北川中学校园里很清静,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这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刘亚春说,“北川中学已恢复正常状态。”
震后,刘亚春一直不主张对学生进行刻意为之的心理辅导。他坚信,与老师、同学常态化的愉快相处,可以帮助学生抚平心理创伤。
他对自己也是如此。这些年来,他一直刻意地让自己劳碌,让自己没时间悲伤,用高强度的工作冲淡心灵的伤痛。
5年了,刘亚春依旧习惯于狠狠地抽烟,刚掐灭一支又点燃了一支。谈话的间隙,常常深深地叹气。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自我宣泄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太累了,压力太大了”。
刘亚春看起来很年轻,矮小而精干,剪了个小平头,显得挺精神。鬓角的白发,仿佛是一个假发头套戴到了年轻人的头上。而事实上是地震后的那个晚上,他一夜白头。
2008年最后一天上午,刘亚春回了趟北川老县城。下午到安县,跟家人吃了顿团圆饭。傍晚,他又赶回北川中学,跟留校的师生一起过年。
临出家门时,60多岁的老母亲对他说:“这么快就走,你还能陪我过几个春节?”刘亚春无言以对。
那时,他肩上扛着重建校园、发展学校的重任,一方面要忍受妻儿双双遇难的悲痛,另一方面还不得不面临“校舍为何倒塌、如何告慰死去的学生”这样咄咄逼人的追问。
那是他最煎熬的一段时间。人多的时候,他的心情会好一点,人少时会有点儿烦。一个人时,心里就很难过,想家。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深沉地叹气,甚至借酒浇愁。
熟悉刘亚春的记者都清楚,那时他只说学校的发展,从不愿谈地震当时的事情,也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家庭,他刻意封存了一些东西。
可现在不一样了,老母亲每天带着乖巧可爱的孙子,乐得笑开了花。一些非正式的接待,他会带着母亲、妻子和儿子一起参加。上有幸福健康的母亲,中有漂亮贤惠的妻子,下有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些都成了支撑刘亚春负重前行的重要力量。
“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如果没有儿子,你再成功,在人群中也抬不起头来。”刘亚春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把昨日的苦和今日的甜都渲染得格外浓烈。
儿子生于2010年8月1日,那脸蛋儿像极了父亲。尽管饭桌上有军队的大校、社科院的专家、高校学院的院长,刘亚春依旧会在客人尚未坐齐之前,就用筷子挑一块肉来逗自己的儿子。在与客人寒暄的间隙,他也会时不时地用筷子、勺子作为玩具,把儿子弄得咯咯地笑。
这样的“不拘礼”,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看着心里格外温馨。
教师
从谋划北川中学的灾后重建之初,刘亚春就知道自己面临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教师。
北川中学要建名校,教师素质提升是关键。可老北川中学只是小县城里的一所普通学校,师资相对薄弱。北川中学的这些老员工怎么办?少数不合格教师会不会被裁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心。
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刘亚春跟老师们说,北川中学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他特意强调:“作为学校管理者,我说过的话就是承诺。”
承诺,易;兑现承诺,难。
建立竞争机制,有一些人抵触。老师们的抱怨,刘亚春也能理解。每位老师的艰难,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作为校长,他有振兴学校的责任。
“教学质量不抓上去,我心里有愧。”刘亚春心里明白:“假如学校带不好,到底谁是罪人?”
先进与落后观念的博弈,让改革者刘亚春有压力,也常感到孤独。但要走名校之路,就意味着必须打破地震前的教学管理体制。有时候,刘亚春不得不对个别教师说:“既然你干不了,就换人吧。”
当然,刘亚春也不是无情的人,更何况他必须考虑减少改革的阻力。他对老师们说:“如果真的有人不能胜任,我们也会对他采取保护措施。”
刘亚春认为,发展是给教师最好的福利。他一方面安抚老教师,一方面引进新教师。目前,北川中学共有地震后新来的青年教师12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70%,这些教师成为学校未来发展的核心支柱力量。
从2009年开始,北川中学校内不再提“灾区”两个字,极力淡化灾区意识。刘亚春对老师们说:“最重要的不是休养,而是奋进,出名师。”
要出名师,就必须构建科学的考核机制,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借助教师绩效工资改革的契机,刘亚春推行以平均分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方式。
一般来说,高中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只看冒尖的学生,将“有几个学生考上了大学或者重点大学”与教师的奖金直接挂钩,对中差生置之不理。
新的考核机制引导教师关注中差生,关注过程,一种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中差生的成绩上去了。刘亚春将这称为“绿色升学率”,他说:“我们追求的是教育质量,分数仅仅是副产品。”
学生
2010年9月1日,北川中学搬进了新校园。此时,刘亚春面临着巨大的“如何把学校办好”的压力:一流的硬件必须要有一流的质量。否则,就像用景德镇的精品瓷器去做“泡菜坛子”。
什么是好学校?就高中学校来说,常人的理解就是升学率高,但北川中学生源入口低。这是让刘亚春最为纠结的事情。
2008年以来,尽管北川中学的高考升学率成倍增长,但依然不可能媲美绵阳市的一流学校。这逼着刘亚春另辟蹊径,不能再跟着世俗观念跑,不能再迎合家长对升学率的畸形追求。
现在,刘亚春对“好学校”的追求是: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发展;通过学生喜欢的事情培养他们的能力、素质、意志、品行等。
他以街舞社为例,完全是学生自己教自己,上台演出后,大受欢迎。还有合唱团,学生们下晚自习后摸着黑在操场上练声,被戏称为“唱黑歌”。让学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然就会专注、投入,并形成良好品性。
刘亚春多次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然后,他自问自答:“20年后,站在这里的每一个学生到底从自己的母校得到了什么东西?为了不是一无所有,为了师生之间还有一些怀念和感动,我们需要更加致力于培养好的习惯和真的感情。”
5月13日,北川中学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举行了一场“音乐教育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论坛”,用这一形式来纪念地震5周年。刘亚春希望借此机会更深入地推动音乐教育改革。他说:“要让学生在音乐课上亲身参与,去经历、体验、感悟音乐,而不仅仅是以往的听歌、唱歌。”
要求教师关注中差生,关注非高考学科,这样的举措在高中学校校长中是十分罕见的。回归常态的刘亚春,现在又试图逃离世俗。他说他要办一所有营养的学校。“不能只拿分数说事,拿部分尖子生的成绩说事,要让更多的学生成人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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