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1869－1936)，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号太炎，世人称之为“太炎先生”。代表作《国故论衡》《章太炎医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在其长兄指导下“一意治经，文必法古”。1890年，他赴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兼向黄以周、高学治、谭献等著名学者问学，深造7年。甲午战争后，“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章炳麟开始涉足西学，觅取“学理”。戊戌政变后，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章炳麟逃到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

    到了20世纪30年代，章炳麟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江苏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讲学是章炳麟人生重要的内容，也是多姿多彩的一笔，社会影响颇大。章炳麟通过讲学，鼓动革命，宣传国学，教育人民。他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曾发表演说，谈及“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炳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有头脑有脸面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他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章炳麟后来将讲习所迁至苏州锦帆路，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这时，章炳麟的学术又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章炳麟还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炳麟：“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章炳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非常有个性。他嗜烟，给学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另一只手拿烟卷。有时讲到精彩处，拿着烟卷便往黑板上板书，引得学生哄堂大笑。章炳麟满腹经纶，想听他课的人太多，每次上课都会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更绝的是，有次在北京讲学，当时北京各大学的主任教授如吴承仕等，都侍奉在章炳麟的左右作陪，有专门板书的，有专门倒茶水的。章炳麟国语不太好，弟子刘半农便担任翻译。此情此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威望不得了。

    不过章炳麟的“狂”在当时也是很出名的。他被邀讲学，每次开口总是先来一句：“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这后半句的自谦自抑，简直让人难以接受。可是，听过课的学生也都心悦诚服，老头子的学问真不是吹的。的确如此，他惯常的“狂”丝毫不影响他受众人敬仰的状态——这可能也是章炳麟狂得有资本的缘故。

    章炳麟对学生一向爱护有加，对学生爱国运动更深表同情。每当有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他就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是洞察秋毫的。

    章门弟子众多，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都出之于章炳麟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当年27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炳麟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炳麟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