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是过去半年多以来教育领域的关键词，2021年7月至今，“双减”政策全面实施并取得积极成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明显减少，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非教学任务多等情况逐渐显现。今年两会，不少代表委员呼吁推进“双减”的同时推进教师减负。

    “被增加”的负担

    “教师本身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双减’政策明确要求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进一步延长了教师工作时间。从早上晨读到午休管理，再到课后服务，教师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几乎都处于工作状态。调研显示，90%以上的教师每天工作9-12小时。”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双减”政策对教师工作提出新的挑战，教师的负担“被增加”了。

    与此同时，在民进中央《关于“双减”背景下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的提案》中也提到，教师还面临“双减”下综合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新的政策之下，教师需要具备更强的专业教学能力，比如组织互助共学，开展分层指导；动态调节作业总量，差异分层布置作业，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开设各类兴趣课程，等等。这就要求教师要具备多元评价的能力，转变教育评价理念，掌握评价内容、标准、方式方法，制订科学评价方案，在教学中实施个性化发展评价，进一步提升家校共育指导能力。

    此外，作为“老问题”，教师需要额外承担许多非教学工作任务的现状并未完全解决，教师依然要面对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文件繁多、会议过多，需要重复上报数据或多头填写表格等情况依然困扰着教师。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

    “然而，‘减负清单’之外存在隐藏负担，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减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表示。

    更难解决的是，“目前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仍是一些地方部门政绩、学校排名和教师晋升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对教师而言，减负中就有可能出现‘明减暗增’或‘名减实不减’的尴尬局面。”许玲说。

    探索“课后服务积分制”

    “各地、各学校将‘双减’上升到政治站位的层面，作为‘1号工程’来贯彻落实，得到多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今年带来了《关于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问题的提案》，他建议从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等方面着手，减轻教师负担。

    教师负担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要承担课后服务。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可以通过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建立课后服务协同工作机制来分担教师的这部分压力。

    “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等。这些安排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戴立益说，这也有利于培训企业健康转型发展，构建以学校为主导、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民进中央也建议，减轻教师课后服务负担，应充分利用社会特别是社区的公益性资源，创新课后服务提供方式。可聘请部分退休教师及有一定专长的家长、社会专业人士和志愿者参与课后服务。许玲在提案中同样提出，引入第三方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购买第三方社会机构的课程，调动社工、志愿者、在校大学生力量共同参与课后服务工作。

    针对教师“双减”后在校时间过长的现状，周洪宇建议，学校可以依据校情试行新的考勤制度，比如统筹安排教师课表，可以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学校可探索建立‘课后服务积分制度’，给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一定积分，以月或双月为单位实行等同时间‘调休’。当然，‘调休’‘弹性上下班制’绝不能‘一刀切’，要依据校情而定。”周洪宇说。

    此前，全国各地已有不少地区探索教师“弹性上下班制”，比如上海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学校统筹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调休等措施”；浙江省温州市则提出创新实施“双减假”，教师每周可以有一次半天的“双减假”，同时各地各校设立课后服务教师AB岗制度及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受到了教师欢迎。

    面对检查多、会议多等老问题，许玲则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梳理清查各项督查、检查、评比等项目，精简会议、文件，取消重复上报数据和多头填写表格，避免摊派过多教学以外的工作任务，让教师能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职、本位，高质量落实教书育人工作。

    提待遇、扩师资、强培训：走好减负“三步棋”

    “‘双减’之后，如果教师工作时间延长了近2个小时，就相当于增加了1/4或1/5的工作时间。调研中大家普遍反映，增加的工作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机制，或者有相应的教师编制补充机制。如果没有类似的补充机制，可能会出现一批优秀教师流失，‘双减’反弹的压力会增加。”戴立益在提案中建议，应该从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方面缓解目前教师负担过重的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今年带来了对教师额外付出的劳动给予报酬和建立奖励激励制度的建议，她表示，可以根据教师工作成果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此外，她建议督促省级部门尽快落实课后服务收费政策，并确保所收取的费用完全用于教师课后服务，确保课后服务可持续发展。

    待遇提上去，额外付出才有动力。民进中央还建议，对课后服务工作表现突出的教师，可以探索优先晋升职称和评优评先。学校根据发展实际积极创新保障措施，提升服务效能，切实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随着“三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教师轮岗的需求加大，“双减”之下公办中小学师资短缺问题进一步凸显。民进中央注意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师资短缺问题已经很突出。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加强优质师资供给。建议建立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对市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统筹调剂，确保各学校师资增减基本与生源增减同步。创新中小学教师用人机制，合法规范使用劳动用工、劳务派遣、劳务用工、人事代理等编外用人方式，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促进教师交流轮岗，解决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

    提待遇、扩师资，无疑是减轻“双减”下教师负担的好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表示，“双减”之下，需要高度重视加强教师集体教研活动。“过去3点半放学后，教师有比较充足的集体教研时间，但现在不少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缺少了集体教研的时间。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教师集体教研活动的制度设计。”而在许玲看来，分层、分类、分岗开展教研培训，全面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也必不可少。

    “‘双减’后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使得教师开展教科研等活动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教师专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均面临较大压力。我建议针对‘双减’政策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对在职教师开展针对性培训。”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