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甲景

基于“读图时代”的社会原因，德育也被推向了“视觉主导时代”。电影这样的艺术作品，学生们当然喜闻乐见，电影课这样的新颖课堂，学生们更是满怀好奇、期待和兴奋。每一次我们上完课，都有学生把我们当作明星般地要签名要电话，缠着我们问下一堂课是什么时候、看什么电影。家长则围着我们拼命聊电影里的教育问题，这就足见电影课程是如何受学生们追捧了。

电影课程“看什么”是首要问题

我从2013年初开始在自己的学校做“影视德育课程”，进而拓展到外校和图书馆、电影院、企业做电影教育公益至今。

我一直在表达一种观点：在已经是视觉主导的时代，看什么电影比为什么看电影、怎么看电影更加重要。我们既然已经不可避免地和学生一起卷入了这个影视作品铺天盖地的时代，“看什么”的问题被无限地置前了。

基于中小学生学段特征和成长规律，我按年级设计学校的电影教育课程观影清单，设计学生喜闻乐见的电影课专题，如“童年映像”“名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阅读”“影往情深——亲情电影系列”等，借力电影渗透德育，助推学生的文化成长和可持续性发展。

不要小瞧了学生的艺术思考力

记得2014年1月24日，我走出自己学校上的第一场电影课，是在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课题叫做《奇影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由<暖>说开去》。

电影《暖》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我把本片主题抛给学生们去探讨，一位男生（我的电影课他几乎全勤）联系阿富汗卡勒德·胡赛的小说《追风筝的人》改编的同名电影说：“这两部电影都讲了人性的反省。”

他说得不错，这部电影容易让人简单地定义为爱情电影，而它的真正主题是：人性、反省与觉醒。它旨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勇敢地反省和面对自己曾经的过失，要真诚而严肃地对待生命的每一个承诺。莫言的原作还渗透了浓厚的赎罪意识，正如片尾的主人公独白——“我的承诺就是我的忏悔”。此外，本片反映了现代悲剧——人与社会的对立。

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上课，我当时实在以为，我问了一个超出学生解读力和接受力的问题。我真是庆幸这堂课没有砸掉，全拜这些解读力和接受力完全超乎我们电影课导师想象的学生所赐。

当时，通过深度对话，竟有很多学生（大多数是小学生）对本片都有了人性反思的认知。就从那一次开始，我放开手脚地去设计问题，我强烈地意识到学生们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们的思维是没有边界的，我们不要小瞧了他们，尤其是那些从小就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学生。

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课堂——电影课面前，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可以说，电影课相对文化课更加充分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思考力。

普遍认识未必经得起深入思考

这种创造力和思考力会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思考独立和人格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呈现独立的个性化表达。

比如，2015年6月，2016年5、7、9月，我4次上《汤姆·索亚历险记》电影课，每次都有学生觉得汤姆·索亚通过激将法指挥小伙伴们帮他刷篱笆还坐收好礼，体现了他的聪明，也有眼尖的学生看出其行为背后实乃“己所不欲，施于人”。

我始终认为，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行为现象背后的心理本质。我也始终并不认为汤姆·索亚的这种“聪明”就值得标榜，有学生担心连刷篱笆都不会或不想干、懒得干、看不上的“汤姆·索亚”，将来碰到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是不是就有可能沦为了替人刷篱笆（而且还不一定会刷）还给人贿赂的人？

丈人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观、价值观问题暂且不论，今天我们却不得不以此提醒我们自己和学生：人纵然有些小聪明，切不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为永远有比你更聪明的人，我们要保证自己首先拥有基本的生存技能，何况聪明人也总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时候，电影就安排了汤姆·索亚因为耍聪明在全班同学面前出尽洋相的情节。

不再轻易区分“好人”“坏人”

再如，2016年4月17日，我上《城南旧事》电影课，问道：“《城南旧事》里的小偷和《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印第安·乔是不是坏人，你们怎么看？”其实，如果我们不去纠结这个问题，偷人钱财、扰人生活的小偷和作恶多端、杀人越货的印第安·乔似乎很容易就被我们划入“坏人”的行列。

但仔细想一想，真的能如此轻易地做道德判断吗？小偷难道不是走投无路的社会性悲剧？印第安·乔难道不是因为从小就处在种族歧视中而滋长了仇恨？他们成为“坏人”的路上，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自己又是否恰是“责任人”之一？他们身上还有哪些尚未遗落的善良，比如小偷为了供弟弟读书的义无反顾，和对待小英子的友好温柔；比如印第安·乔在波利小姐道谢后的回眸一笑。

课堂上，学生们把他们概括成“做了坏事的人”。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经历了数千年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悖论，终于有了改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