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改:不能回避的使命 ——对话福建省大田县教育局局长林镛 □ 本报记者 康 丽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杂谈/1970-01-01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林镛,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早年当过知青,曾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等职务,2006年5月至今担任大田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局局长。

  中国教师报: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进“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改革的?

  林镛: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大田县是福建省定经济欠发达县,也是三明市仅剩的两个未实现基本小康的县份之一。可以说,读书是这里孩子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但事实是,并不是“学生苦读,教师苦教,家长苦供”,效果就一定好。近年来,大田教育出现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成批学业优异的学生,走出的学生也难有较大的发展后劲;二是学生的身体素质持续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三是学生的人文素养大有每况愈下的趋势。

  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怎么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我从2006年5月份当教育局局长开始,就想为教育做点事。

  看到学生身体素质持续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当年10月,县教育局专门成立了体卫艺股,把已经停了6年的中小学运动会开展起来了,师生的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接着我们发现,文体活动加“满堂灌”并不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的内核是人的人文素养提升,而读书活动是提高人文素养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于是,我们又想到了读书活动,推行“书香校园”活动。但这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满堂灌”的弊端:一是“满堂灌”的重压使发展素质教育的时间和空间受到限制;二是“满堂灌”的课堂是低效和无效的,更为致命的是它忽略或放弃了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最后,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课堂时,终于惊喜地发现“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运用,能很好地解决让学生成为课内课外主人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中国教师报:比之以前的“先教后学”,“先学后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学理念,在您看来,它能解决教育的哪些问题?

  林镛:传统教学的种种弊端都可以通过“先学后教”得到纠正,以还原教育的本来面目。因为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无论教师讲得多么好,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让他们自学,不培养自学能力,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好的,那岂不成了老师自我展示的舞台?这样的教育模式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教育。这种模式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放弃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先学后教”强调以学为本,努力把教的过程转化为学的过程,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揭示,知识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规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学法让学生自己去归纳,效果让学生自己去评价。这样的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更能在课堂中闪现智慧的火花。这样的教育才是有活力的、有生命的,才是有思想的教育;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这才是教育的本真。

  中国教师报:教师是课堂改革的真正执行者和实施者,如何保证一线教师积极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来,而不是形式上的运动?

  林镛:作为教育局,不能仅仅发个公文后就算完事。既要抓宏观,制定政策、出台实施意见,又要深入一线进行微观指导,始终都站在课改的最前沿。

  改革初期,的确会出现部分教师参与度不高、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但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多数校长游离于教学之外、游离于课改之外有很大关系。要在全县推行“先学后教”,关键要抓好校长队伍建设。为此,我们着重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将“先学后教”工作作为最大的政治对待,作为衡量学校工作、评价校长的依据,变“要他做”为“他要做”;二是提升校长教育教学水平,以此促进校长带头参与课改。

  这几年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区域课改推进关键在于党委和政府的办学理念,而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姿态直接影响到实施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与力度。

  中国教师报:改革不是改良,而是彻底的革新。据我所知,福建师范大学余文森教授对大田的课改模式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种荣誉,与周围的县域相比,大田的这种意识无疑是非常“超前”的。

  林镛:就全国而言,“先学后教”不是什么新的模式。但就大田而言,却是一件需要改变传统理念的大事。当然,适应、掌握和运用这种教学模式,对一些人来说是并非容易和轻松的事;是需要拿出勇气和毅力,拿出汗水和智慧的事;是需要多添几根白发、脱几层皮的事。

  中国教师报:改革初期的最大问题是转变思想观念的问题,但到了中后期,可能很多教师面临的是具体的方法和操作的问题,甚至会因为找不到正确的操作方法而是归咎于课改。

  林镛:改革就意味着“革旧鼎新”。革旧,就意味着“旧”所代表的一切需要用“革”来改变,为此,它必然会遭到“旧”的反对。

  这些年来的工作已使我练就了从“不怕骂”到“骂不怕”再到“怕不骂”的功夫。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区域性推广,从小学到中学,从校长到一线教师,从城区学校到农村学校,涉及面这么广,不引来谩骂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是“不怕骂”的。老师改革有困难,只要能骂出来,就说明他知道自己与新课改理念有距离,产生危机感、紧迫感,说不定他骂完之后会加强学习,缩短差距,所以我“骂不怕”。说实话,我“怕不骂”,因为有了意见不提,不骂,背地里却拉课改的后腿,甚至是借题发挥,这才是课改的最大障碍。

  现在,我们的改革已得到专家和广大教师的认可,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欣喜和欣慰。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尽快适应、掌握和运用的问题。

  前一段,有老师给我发短信:“局长,教学改革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对此,我认为这是好事,这起码证明我们的老师已经开始投入到教学改革中去了。有学习、有思考,才会有这种顾虑和想法。其实,在我看来,“先学后教”的课堂其实并不难,它是课堂结构关系的改变,是一场源于学生、通过学生、为了学生的改革。它的推手是教师,抓手是课堂,助手是“结构”,舵手却是学生。有的人担心害怕,是因为他还没行动就把所有的困难都想透了。把困难想透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把问题想过了头并拒绝行动,这就要不得。这就好比常年穿鞋走路的人,一下脱鞋走路,脚有点不适的感觉而已,过一阵就好了。开始的不适应,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难。只是有的人适应期长,有的人适应期短。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新生命诞生前的阵痛。

  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把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扣到课堂教学改革的头上,把传统教学中“满堂灌”存在的问题,比如存在后进生、有的教师驾驭课堂能力差等问题说成课堂教学改革造成的,这是错误的也是不应该的。现在,我有一点不解的是:对传统的“满堂灌”的弊端他们能熟视无睹,却为什么偏偏要对课改求全责备呢?这些人能不能少做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呢?

  在我看来,课改是鉴别真教育、伪教育的试金石;课改是辨别校长是否懂教育、肯抓教育的分水岭;课改是真正实现均衡教育的唯一途径。我们山区教育在硬件上赶不上发达地区,就要在别的方面去赶超。只有课堂均衡了,均衡教育的任务才能落到实处。

  中国教师报:在我们与老师们的聊天中,大家都谈道,为了让这种理念深入人心,您经常去学校给老师们做讲座,好像去年一年去了18个乡镇做了28场讲座。

  林镛: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我只是干好本职工作而已。有位领导说过:不作为是最大的腐败。我认为这不为过。我到学校与教师们交流座谈就是想说明两个道理:一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二是坚持就是胜利。

  说实在的,人在天地间,还应该为天理良心做事。尤其教育是一项良知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静下心来做点事。

  中国教师报:能够精心做教育是很多教育人的梦想,我们了解到,课改两年来,您担负着很多压力,也面临着许多阻力,有的老师称您是“懂教育”的局长,有人认为您在瞎搞,您对此怎么看?

  林镛: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只要我们担负着为民族的发展负责的精神,只要课改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压力和阻力面前退缩,更何况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投身于课改之中,也得到了更多领导的支持,作为课改理念的推进者,我没有理由不甩开膀子、迈开步子,勇往直前。

  有懦夫懒汉心理的人,贪恋旧有的模式。因为旧的轻车熟路,能一个处方“打”天下,明知“满堂灌”弊病多多,却因为改革要重新学习,在短期内可能要增加工作量而反对改革。还有一种人因改革要冒风险,万一搞砸了要承担责任,抱残守缺反而平安无事,所以反对改革。而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做心里特别闷得慌。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改革,二是依然故我地按照传统模式进行下去。可以说我们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既然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也选择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承担的课改任务绝不可以留给后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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