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事，让我颇有感慨。
    一是同事老王的妹妹，离婚了，自己也下岗了，带着一个上中学的女儿过生活。因为娘儿俩都没有收入，她们享受着“低保”，加之年老体弱的父亲退休金的接济，日子倒也过得去。可是去年，女儿中学毕业了，年满18周岁，低保也被取消了。原来，根据本地的低保政策，只要是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在读学生除外），就视为每月有450元的收入。这样，娘儿俩相加相当于每月收入900元，就不够享受低保条件。此政策谓之“虚拟”收入，旨在控制某些人不思进取、“吃”国家的低保政策，也就是要限制懒汉。这一“虚拟”不要紧，这娘儿俩彻底变成了“穷光蛋”。
     二是我在去年的《环球时报》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法国一超级懒汉利用社会保障政策,舒舒服服地活了三十年。具体细节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位聪明的懒汉，利用法国的失业政策、救助政策等，找一份工作干上一段时间就“下岗”，再过一段时间再找一份工作然后再“下岗”，如此反反复复。三十年间，这位老兄累计上了不到两年的班。工资照拿、失业金归照领、各种保险照上，而且享受困难救助政策，买车买房，日子过得贼拉地滋润。
    两则事例，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也导致了两个弱势家庭截然不同的命运。
    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听过一个懒汉儿子的故事：一个勤劳善良的妈妈含辛茹苦、无微不至地伺候儿子，结果儿子成了一个四体不勤的大懒汉。有一次，懒汉儿子出远门，妈妈烙了一张大饼套在儿子脖子上。后来，懒汉儿子竟饿死在路上。原来，懒儿子只吃了下巴前的大饼，连转一下大饼的力气都不愿付出。这则故事，印证的是民间的一句俗理儿——惯子如杀子。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崇尚勤劳、鄙视懒汉的。制定“虚拟”政策的官员们，也许正是基于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这一思维定式。即使是弱势群体，也要保持中华民族的气节，人穷志不穷、穷则思变，决不能躺在国家的政策里吃闲饭。问题是，这种在低保线上加门槛儿的“虚拟”政策，等于是画了一张大饼给那些大批的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
     法律政策是社会价值取向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法国政府并非不知道，过低的保障门槛、过于优厚的低保待遇，有可能培养一批的懒汉。但是，他们相信这种政策更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更有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即使培养了一批懒汉，也是值得的。反观我们的“虚拟”政策，既不能限制得了懒汉的懒，还可能使那些并不懒但谋生能力弱的人享受不到政策的泽被。这些年，我走访的许多困难户都被这种“虚拟”政策，挡在了低保线外。这些最低层的人们可以说是度日如年、朝不保夕、命运不堪。当然，也确有一些浑浑噩噩的懒汉，单位发点儿救济金不是喝了就是赌了。但懒汉与贫穷没有直接关系，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不是靠一味“虚拟”的良药就可以治好的。
     换句话说，即使低保政策客观上促成了一批懒汉，又有什么不好？从一定意义说，能够养得起懒汉说明我们的社会福利高度发达。像上面提到的那位法国超级懒汉，在法国是不会招白眼的，相反他还很可能成了法国高福利的形象代言人。诚然，我也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推崇懒汉，也没有几个人以懒汉为荣。但在一个宽容的社会，应该是允许懒汉的存在，甚至是尊重懒汉的生存方式。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平民百姓的衣食无忧。何况，为了更多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我们为什么不能养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