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城市人几乎都骑过自行车。我也骑过，前后大约20年，用过三辆，丢过两辆。
小时候，父亲有辆“红旗”28加重的自行车，车把上总是挂着一个黑色人造革的用来装饭盒的兜子。傍晚，听到“叮铃铃”的响声，我就会跑出院子爬上车大梁让爸爸推着回家，享受一把坐车的快乐。父亲死后，那辆自行车闲置了很长时间。后来，给了西丰老家的老叔。
文革期间，自行车还属于家居大件，是时兴的结婚彩礼“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照相机）之一。买自行车，一要有钱，一辆自行车要二百元左右，这在当时绝对是需要口攒肚挪的一大笔开销；二要有票，一个街道一年也发不了几张票，可遇不可求。那会儿，街道分配下来自行车票，要经“社会主义大院”的居民民主投票。我们家曾分得到一张自行车票，给了在郊区上班的大姐夫，结果招来很多意见。
炼铁厂有一个叫沈大来的工人，车技好生了得，从来骑车手不扶把。中午到食堂买饭，他用筷子串起两大串馒头，一手一串，两腿先夹住车梁，双脚用力一蹬，车子便开了起来，随即一欠屁股，便坐上了车座，一路上唱着歌，风驰电掣。沈大来歪戴白色长舌帽子，手持续两串白馒头，一路驱车飞奔，黝黑的膀子在阳光下闪烁着煤块儿一样的光泽。这个形象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也使我有了想骑车的念头。不少男孩子都借着大人的自行车学骑车。他们很灵巧，车子太高，坐不了座，就两手抓着车把，两腿斜插在车梁下，两脚夸张地蹬着踏板，小脑袋刚刚露出车把，像演杂技一样飞奔。这让我羡慕不已。
我一直想学骑车，家里没车，没学成。直到有一年，我哥的一位同学借给我哥一辆车，我才有机会学。晚上，在河边车少人稀的马路上，一个伙伴帮我练了一个星期，摔了不知多少个跟头才勉强学会，足见我的笨拙。第一次自驾试车，晃晃悠悠顺坡而下，忽然后面有人喊：“别晃，注意点！”这一喊不要紧，我晃的更加厉害。“咣铛！”一声，后面的自行车与我一块晃倒。起来一看，巧了，后面车上的两位正是我那位伙伴的姐姐和姐夫，撞车闹了个乐呵。像这种骑车撞人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多次。最危险的一次，是八零年骑车去火车站送我当兵的同学。那天赶上了暴风雪，回家的路上，大雪吹得人睁不开眼。走过一个下坡时，下边的路口横穿出一辆自行车，我根本无法刹车，径直撞了上去，我们都翻倒在地。幸好雪厚，我和那位车主都安然无恙，我向他道了声歉了事。回家才发现，哥的车被我撞弯了大梁，哥心疼坏了。
刚会骑车，有瘾。我常跟同学骑车到处去兜风。最远的一次，是从市区到本溪水洞，大约四十多公里。当时的本溪水洞还刚开发，沿途公路也很破旧，加之山路是波峰浪谷的，我跟两个男同学一路骑行累得骑得汗流浃背，大约3个多小时才赶到目的地。回来的路上更是精疲力尽。虽然如此，倒也自得其乐。我写了一篇游记投稿电台，编辑制作了一个配乐散文发了，让我很是得意。
上班两年后，我终于有了自行车，也是“梅花”牌的。刚开始喜欢的不得了，精贵的不得了，每天都会把车擦得锃亮，车辐条上夹上些剪成花瓣的红黄绿塑料布片，车轮转将起来形成彩环，颇为好看。骑的久了，也就不稀罕了，除了上车时从车座下抽出抹布简单扑打几下，十天半月才会认真擦一次，渐渐地车辐条锈迹斑斑，也不觉得心疼了。尽管如此，骑车已经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自行车载着我的日子飞速前行。
自行车不仅是我的交通工具，也是我的运输工具。逢年过节，单位分些鱼肉蛋米面油，全靠自行车运载。二百斤的大米袋子，放在货架上，我也可以安全地骑回家中。结婚后，自行车又有了新用途——接送女儿去幼儿园。车梁上架一个钢筋焊制的小筐，上面结结实实缠上塑料布，小筐里垫上绵布垫，这就是女儿的小宝座。一路上与女儿唱童谣、背唐诗，其乐融融。
骑自行车的日子持续了十二三年，直到新厂建成，路远了，厂里又有了通勤大客，自行车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又过了六七年，我调到机关，办公楼在市中心，步行不过30分钟，于是又把闲置在阳台多年的“永久”26型自行车“请”了出来。又过了一年，机关搬迁，路途又远了，更加之人也懒了，就把自行车送给同学，彻底告别了自行车。随着城市越来越现代化，马路上汽车越来越多，自行车越来越少，“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逐渐淹没在汽车的轰鸣声里。
去年夏天送女儿上浙大，在西湖边发现有出租自行车的，颇为激动。我和妻各租了一辆自行车环游西湖、拜谒灵隐寺。一路上微风伴随，顿觉神清气爽，对自行车更有了一种别样的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