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师，经常要给学生推荐书，也会应一些亲朋好友的要求给他们的孩子开书单，还在许多读书会做过演讲，每年读书月我都很忙。但我不是阅读推广人，甚至在多个场合反对所谓“推广”阅读，不能把阅读变成“道德绑架”，好像爱阅读就是好孩子，不爱阅读就很差劲。

    那遇到“阅读困难症”怎么办？一个孩子读书困难，但他热爱绘画不可以吗？比如英国著名电影人乔·赖特，他从小就有阅读障碍，但对影像却极其敏感。16岁就被迫退学的他，却将《傲慢与偏见》《安娜·卡列尼娜》《赎罪》等文学名著改编成了精致唯美的电影作品。所以我常常说，读书是个人的选择，不能强行推广。就像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所说，“阅读让人拥有一个内心的空间，这个空间虽然广阔无边，却难为徘徊迷惘的大众所拥有”。而且一旦我们要推广阅读，就难免要向人家宣讲阅读的种种好处。那些被吸引的人们如果没有在阅读中获得“好处”，他们会不会失望？正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所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

    在我看来，读书始终是一件难以言传的事情。只有自己清楚，读书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或带走了什么。“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但它能让你悄悄变成自己”，黑塞的话这后半句更重要。

    因为常年“囫囵吞书”，所以许多书都是过眼云烟。在众多书中，要挑出10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实在是艰难的任务。我列出以下10本，是因为我至今能清晰记得最初阅读它们时的感受，因为它们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路标，影响了我日后的选择、立场和志向，塑造了我的三观、视野和个性。但与这些书相遇，大多是机缘巧合，因此这是一份非常个人化的读书记录，而并非一份经典推荐书目或专业参考文献。

    少年印记

    我的童年正赶上全社会都在“拨乱反正”“争分夺秒”，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教师普遍对知识充满渴求，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全民读书，新华书店比百货商店热闹。我们这批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孩子，赶上了这个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热爱文学的时代。那时候，有名的少儿类刊物如《儿童文学》《少儿文艺》都复刊了；孙敬修爷爷也回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继续讲故事；老版连环画如《三国演义》又再版重印了，被迫停更的《东周列国》也开始出新画集了……当然还有层出不穷的新杂志、新书，比如《故事大王》《童话大王》都是20世纪80年代创刊的。

    印象最深的一套书是《十万个为什么》。小学时，爸爸带我去新华书店，这套豪华盒装《十万个为什么》当时定价大约50元钱，在当时是很奢侈的礼物。虽然小学时父母给我买过许多书，比如林汉达、曹余章的《上下五千年》，顾汉松等编著的《世界五千年》……但最震撼我的还是《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最早是受到苏联作家米哈伊尔·伊林1929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的启发，但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其实只有20多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决定组织科普作者专门为中国孩子编写一套真正的科学小百科。《十万个为什么》从1961年开始出版，现在已经出到第六版，回答了3400多个问题。没有这套书之前，我就是个“小问号”，每天都问许多个“为什么”。有了这套书，我困惑的问题以及从没想到过的问题大多都有了答案。

    跟许多读了这套书之后就爱上数理化的孩子不同，我反复翻看之后，觉得“世界真奇妙”，因而对未知的敬畏进一步加深，决定以后更加崇拜那些探索未知、解决未解之谜的科学家。但我再也没提过“成为科学家”的理想，我觉得能传播他们的伟大研究也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可能我如今能以教书为业，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读初一时，我开始读三毛。当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引进出版了许多港台作家作品，后来我买到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一开始读，就欲罢不能，第一遍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三毛成了我人生第一个偶像。然而，我刚刚喜欢上她的一切，她的文字，她的直发，却在1991年的某一天得知她自杀的消息，我人生第一个偶像就这么决绝地走了。三毛与荷西可能只是1968年马德里叛逆青年中很普通的两个，但是他们的故事给豆蔻年华的我烙下了一个深深的波西米亚式印记，自由自在、浪荡不羁、安贫乐道，对理想自我/爱人、爱情/人生的想象从那时起开始清晰起来。后来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唯一发表过的一个短篇故事，毫不犹豫地给男主角起名荷西，可能也是为了纪念少女时代的情怀。

    高中时，课业繁重，但我还是看了不少“闲书”。20世纪90年代初，正赶上长篇小说热和“文人下海”热，文化出版市场热闹非凡。身边没有“导师”，我逛书店都是看到什么买什么，于是读了许多当年的“爆款”，比如《围城》《文化苦旅》《白鹿原》……尽管当时的文化热点一波接一波，但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并不那么火爆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其实，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小说中的情节了，不过有一件事我非常笃定，就是如果没有读这本小说，我的第一志愿可能不会报北京大学。书中的韩新月一门心思考北大西语系，而且为了不给自己留退路，她只报北大一个志愿。还没去过北大的我，跟着韩新月一起熟悉了燕园的各个园、斋，一塔湖图甚至包括食堂。虽然我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如愿以文学为业，但我从来没有专门阅读或研究过霍达。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穆斯林的葬礼》肯定进入不到我的中国当代小说榜前十，但对我的成长而言，它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

    学术选择

    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感觉自己大脑一片空白，许多书不仅没读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尤其因为从小乱读书，几乎没读过什么学术书。一开始上专业课，每个老师每节课都“随口”提到一堆书，忙不迭地记下来，下课就赶紧跑去图书馆“抢”。更别提老师们都是著作等身，那时没有“百度”，想了解老师只能去图书馆找他们的书来拜读。

    大一上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课，他在提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用很欣赏的口吻向我们推荐了《浮出历史地表》。一向平铺直叙的洪老师的这点情绪起伏被我抓住了，心想这本书肯定不一般。我当时读了非常多当代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文学正是兴趣浓厚的时候，但当我翻开这本书时，发现讲的都是现代女作家，而且除了冰心、张爱玲和我的老乡萧红之外，其他女作家我完全不熟悉。更加陌生的是书中的语言，“本文的诡计”“历史的铭文”“语义的矩形”“父权的神话”“意识形态的魔障”……我把整本书画得红红绿绿，虽然许多术语和观点都不能准确理解，但感觉每句话都振聋发聩。

    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文学批评不都是分享审美经验，从阅读并尝试理解这本书的挫败之中，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才知道今后要走的路是什么。而且，这本书向我打开了女性主义的大门。虽然从小一直有着朦胧的性别平等意识和独立自强的自我期许，但尚未获得理论觉醒。这本书启蒙了我，从此女性主义不仅成为我的研究立场，也是我的生命立场。后来直到大三终于有机会上戴锦华老师的课，才发现女性文学批评是她众多研究兴趣之一，于是我更加坚定地要追随学术偶像，直到有一天如愿考上她的博士，正式成为她的学生。

    福柯、拉康、德里达是我在北大读书时听得最多、读得也最多的理论家。在我选修的专业课上，在老师推荐的书单里，他们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本科撰写毕业论文时，苦于自己理论基础薄弱，向戴锦华老师求助，戴老师说先去好好读读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两本书被我反反复复地读，从一开始完全像读天书一样懵懵懂懂，到后来一知半解，到再去找书中提到的理论家的著作以及研究他们的著作来补充学习，到脑海中当代理论图谱日渐清晰，其间经历了不短的岁月。但理解是一回事，能学以致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代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真正影响到我的思考和写作的是福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都是当年刻苦研读过的，也多次在写作中引用。尤其是其中最薄的一本《知识考古学》对我影响最大，当然也有人说这本书是福柯对自己的方法论的总结。“知识考古学”并不是对知识进行考古的学问，而是研究“话语实践”的话语实践。在福柯看来，知识是人类按自己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能力，知识即话语，话语即权力，我们看到的所谓历史并非连续性的，而是驳杂的话语与错综的权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本书，但这本书当年全盘颠覆了我对历史和知识的信仰。它使我的学术志趣从参与历史书写、生产专业知识转到了考察历史如何被书写、知识如何被生产。

    作为70后，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离不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勃兴，尤其是境外不同时期的流行文化一股脑儿地涌入。录像厅里的港片，电视里的肥皂剧，书摊上的金庸、古龙、琼瑶、岑凯伦，还有漫画、摇滚乐、游戏机……我一直以为这些是不能示人的“黑历史”，直到1997年有幸选修了戴锦华老师的《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彻底改变了我对大众文化的看法。1999年，戴老师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出版，我得到了签名版。我开始明白，一代人的文化经验可以被问题化，可能是症候性的，也有待于理论化和历史化。尽管《隐形书写》以及同年出版的《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中所谈到的历史反思、新的阶级议题、权力与媒介的关系、城市空间的变迁等一系列重要文化议题，与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青春期文化消费经验并没有一一关联，但从这两本书中我读到了戴老师在社会转型期的焦灼、挣扎与蜕变的心路历程，这样的心路历程唤起了我极大的认同。在戴老师的启蒙下，我才开始了解“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意义，才去补习“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葛兰西、阿尔都塞、杰姆逊、布迪厄、波德里亚……对文化研究而言，没有什么书是一定必读的，也没有什么书是一定无用的。作为一种试图打破学院与社会、高雅与大众以及各种学科界限的“激进”理论，文化研究关注变化，自身也应时而变，它在批判之中“寻找、创造、生产活的知识”。我之所以后来选择报考戴老师的博士生，攻读文化研究方向，就是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是能够直面当下的、有用的、有效的文化生产。闁烩剝甯掗幊搴ｇ博閼哥數鐟归柛顭戝枛閻掓椽骞栫€涙ǜ浠︾紒妤€鎳樺畷锟犲即濮樺崬鏋犻梺璇″灲閹凤拷 濠殿噯绲界换鎰板Φ婢跺绱ｉ柛鈩冾殔缁插潡鏌涢幒婵嗕喊闁轰礁锕ュḿ濠氬炊妞嬪海顦梺鍛婎殕濞叉牕鐣烽悢绋款嚤婵☆垵顕ч崝鏇灻瑰⿰搴′簵缂佹顦靛畷鎴︽晸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