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师范时，面对学校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橱，我曾立下宏愿：从先秦开始，从古希腊开始，遍读史上各领域最伟大人物的重要著作。我好奇，他们先我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曾想过些什么，说过些什么？这愿望当然是幼稚的：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的前半生，谋稻粱之外的时光，确是尽可能在书籍这幽深的黑森林里摸索蜗行的。一棵棵高大粗壮的树，吸引我跑过去。所经之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每一块土地，每一湾溪水，都可能让我驻足流连。我终于迷失在这片森林里。有时，因为把玩一棵草而耽误了仰头看树。本是因为树的高大奔赴过去的，却被它的繁枝茂叶吸引了。

    遇到红楼，是我的幸运

    初遇《红楼梦》的情景，我一直记得。8岁那年，是197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同学家里我偶然发现了它。灰蓝色封面、皱巴巴的一本书。红楼梦，这三个字我曾听说过，我还知道它是曹雪芹写的，写的是贾宝玉的故事。于是，我借走了那本《红楼梦》。此后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捧着它：以程乙本为底本、启功注释、沈尹默题写书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印、繁体竖排、四册本《红楼梦》的第三册。当然，我不可能全懂，好多字都还不认识呢，但似乎也懂了一点。晴雯死了，我流了泪，难过了好些天。我喜欢宝玉，也喜欢宝玉喜欢的人，至今我对红楼人物的好恶依然如此。贾宝玉的“三观”和性格影响了我？可能。因为文学的力量，也因为秉性，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确是“心亦有戚戚”的。至于晴雯的形象和性格——美丽、热情、率真、任性、顽皮，充满生命的活力，不时来点恶作剧，“欺负”你一下——简直确立了我的女性美的观念，这当然也是《红楼梦》对我的影响。

    那时，十几本《动脑筋爷爷》和《革命故事会》，加上不知从哪里来的几本小画书是我全部的课外读物。20世纪70年代的苏北农村，挣着微薄工资的父亲和挣工分的母亲，以及我在外婆家的寄居生活，敏感内向的性格，宿命般地使我一面怀着恐惧和惶惑逃离现实，一面对文字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即便是一张小纸片，只要有文字，我就被吸引想看个究竟。文字世界给我的是皈依般的信赖，是安全、温暖、宁静。

    1982年到淮安师范学校读书，才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读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现在回想，《红楼梦》于我是避难所，还是教科书。生活的命题和概念，我是在《红楼梦》的阅读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此后，面对现实世界，我才学着慢慢睁开眼睛。

    我看到的红楼人物都是“这一个”，丰富如星斗，而文笔之真实自然，如树叶之纹理，毕现人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全息网络。它简直穷尽了世人世相，生活中一切人和事、一切景象、一切问题和抉择，似乎都可以在《红楼梦》里找到可以映照的他、她和它。《红楼梦》把假的写得跟真的一样，像生活本身那样浑然、自然和当然。（《史记》则反过来，把真的写得跟假的一样。二者是一样伟大的叙事文学。）

    彩云易散琉璃脆。那如夏花般绚烂绽放的女孩子的生命，曹雪芹、贾宝玉以及我们读者，亲见其被毁灭。写实的《红楼梦》，诗意的《红楼梦》，神性的《红楼梦》——遇到你，而且那么早就遇到你，是我的幸运。自从遇到你，我的生命就发出了一条浸透着爱的读与思的射线。这条射线，通往人生、人性和宇宙的深广高远之境，无限延伸，没有终点。

    人是历史的细节

    《白洋淀纪事》《鲁迅全集》和《战争与和平》是曾经“成了我的一部分”的三本书。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的小说散文集，作品多写于1949年前。孙犁关注的多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写抗战、土改的作家很多，因为孙犁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我独钟于他。

    《白洋淀纪事》帮我半朦胧半清晰地建立了国家、民族、政治、战争、人民、家园的概念。

    《白洋淀纪事》教我发现大自然的美。少年时代，我有油菜地、芦苇荡这样的乐园，也有挑菜、割草、拾粪、敲楝树枣这些乡野生活的体验；而格外留意草的色泽、花的芬芳和树木的形态，是孙犁的小说、散文教导我的。晨曦、晚霞、月光以及月光下一切物象的剪影，总是为之凝神；“我见青山多妩媚”地面对大自然，这份自觉和温煦，在沈从文之前是得之于孙犁的。

    孙犁还教我：文字，干净简练为要；为文，宁“质胜于文”也不“文胜于质”。孙犁作品的题材，他笔下的人、物、景、情以及他的文字，都是干干净净的。晚年的孙犁，更拓新境，老而成精。《芸斋小说》《书衣文录》《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是枕边书、厕上书，是佳酿，也是教材。

    1986年，我工作的第二年，邮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16卷本《鲁迅全集》。读师范时，只读过小说三、散文（诗）二全部和杂文的一半；现在，终于可以饕餮一番了。如果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偶像，可以有崇拜者，那么鲁迅于我就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鲁迅，“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鲁迅，是说不尽的。

    鲁迅有着过人的深刻。宇宙之大、品类之盛，鲁迅凡经手眼，无不中的。鲁迅作品的题材、思想和情感，塑造了我精神品格中最有分量的部分。

    汉语之美的极致、汉语表现力之可能的极致，是鲁迅的文字呈现给我的。“灯火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好的故事》）；“人哪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答有恒先生》）；“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这里，我看到鲁迅感受和认知的力量、智慧和学养的力量，还有逻辑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有人说鲁迅是冷的、刻薄的。我从鲁迅的文字中看到的却是热，是滚烫的心，是对人民尤其是对青年、对底层民众的爱，“母性”的爱。鲁迅关于“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的主张，鲁迅对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陈源等的看法，自然也影响了我。

    年轻时，一度耽读19世纪英法德俄的长篇小说。这几十部书中，说受了影响，或者说最爱的是《战争与和平》。第一遍，读的是董秋斯译本；这是从英译本转译的。后来，读了高植、草婴、刘辽逸译本；去年，读了娄自良译本。《战争与和平》表现历史、人类、战争、和平的宏大主题。这100余万字的巨著，仅只阅读，就是一个工程。面对这样一部如海如林的巨著，即或是读后感那样的文字，我一时也不知从何起笔。

    托尔斯泰之于文学，是书法的颜真卿，是音乐的巴赫。《战争与和平》是叙述文学的典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不贤识小”，托尔斯泰塑造的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深深吸引了我，一度是我的伙伴和“范本”。我性格中“不好”的一面，与彼埃尔竟颇有相似，比如笨拙、怯懦、犹豫、不得体。我那时十七八岁，徘徊在“人生边上”。面对人群，我局促不安，害怕走近；如果必须走近，我希望谁都无视我的在场。幸而读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工作后，我身边总有一个安德烈那样的坚毅刚强的朋友。彼埃尔走向了更大的世界，变得坚定、坚强、坚信，我感到踏实。《战争与和平》让我亦步亦趋地且读且活。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在给读者描绘生活的蓝图，阅读小说也并不必然要对号入座；但《战争与和平》于我的意义，有一点恰是它给了我巨大的审美享受，更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人要自立，人要行动，人要为他人而活，人要融入大众，人是历史的细节。这一切，是《战争与和平》让我一一清晰起来的。

    反对庸俗

    契诃夫，是我深深爱敬的又一位俄国作家。

    汝龙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6卷本《契诃夫文集》是我的宝物。阅读契诃夫一度是我的日课。契诃夫是医生，“弃医从文”的契诃夫，其实依然是医生，人的灵魂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人们的病痛。他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急欲告知人们：你们生活得不对。他爱每一个人，对人间的不幸格外看得清。他全部的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反对庸俗。契诃夫所见所写的庸俗，其实无时无处不在。为揭示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不幸，为发现、昭示、创造、捍卫真善美，契诃夫熬尽了心血，在44岁的英年就离开了苦难的人世。

    真诚、纯洁、善良、温和、谦逊、儒雅、沉静……你能想到的褒义词，尽可以用在契诃夫身上，只有不全面，没有不准确。在这个地球上，曾生活过这样一个人——你想着，便会感到温暖，便会郑重咀嚼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责任这样的命题，便会希望自己能好一点，再好一点。

    契诃夫是纯粹的艺术家，他的小说、戏剧的场景，像是列维坦的油画；他笔下的人物，像是费钦的素描。契诃夫艺术的力量震慑到了伟大的托尔斯泰和杰出的高尔基。中国画家何多苓根据契诃夫小说《带阁楼的房子》创作的连环画，深得原作的神髓：圣洁、深远、沉静、忧伤。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铁凝，是受到契诃夫影响的中国作家。这是我爱敬的、沐浴着契诃夫之光的人们。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1903年到1908年间写给军官、诗人卡卜斯的；开始通信时，里尔克28岁，卡卜斯20岁。1931年，25岁的诗人冯至把它介绍到中国。1994年，我初次读到这本书时，也是28岁。那时，我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有名的、无名的迷茫和孤独常来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