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编者按：据媒体报道，某省会城市教育局日前发出通知，再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学工作必须严格遵守“五禁”要求，如“严禁分设任何名义的实验班、重点班、快慢班”等，各类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坚决查处。有评论者认为，此举是给学校上“紧箍咒”，有助于杜绝招生中的违法乱纪行为。

    实际上，每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的重要节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类似文件频现。这样的“紧箍咒”年年念、次次念，其作用究竟如何？为此，我们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听他谈如何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力度。

    要让教育问责“硬”起来，不能只依靠内部行政问责，而需要教育督导部门联合人大问责、司法问责、家长参与民主监督

    要提高依法治教水平，就要千方百计强化教育执法，用教育法律法规来规范、调节、监督各级政府的教育行为

    执法不力变相降低违法成本

    记者：一些媒体在报道或转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常规性文件时，有时会出现这样的“乌龙”，即把旧闻当新“料”来炒作。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的“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时常被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范性文件重申，重申的直接结果就是公众误认为这是当地新出台的禁令。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些媒体所报道的内容里，早该消失的“重点班”年年“被”取消。那么，为何教育法律法条严令禁止的行为会在规范性文件中被反复强调？其作用又究竟如何？

    熊丙奇：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按理，教育法律已经明文禁止的办学行为，一旦学校违反，应该依法追究责任。可是，在现实中，对于违法行为，往往问责不力。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问责机制存在问题。按照《义务教育法》，不依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履行均衡义务教育责任者，将由上级政府教育部门或同级政府部门问责。问题是上级政府教育部门手中的执法权是否完整？由同级政府部门问责又是否能杜绝包庇等现象？当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尚是否定的。而各种教育违法违规行为缺乏基本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制约，导致的结果便是——教育违法违规成本几乎为零。

    对于法律条文都是如此，就更别提政府部门的通知了，这不过是对法律条文的重申而已。只发通知，不管通知执行效果，曾经是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运作的常态，严重伤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于是，面对这样的通知，大家有时都不怎么当回事，只是将其作为“法规秀”而已。

    缺执法队伍问责无法动真格

    记者：有学者认为，当前各地一些教育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与教育行政部门不作为直接相关。而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却认为，导致教育执法困难的原因是自己手中的执法权太“软”。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的矛盾之处？

    熊丙奇：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当前，大多数教育行政部门意识不到自己手中的教育执法权，没有建设起一支强有力的教育执法队伍。在一些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执法权分散在各个处室、科室，而这些处室、科室的人员每天忙着本项的各种事务，基本没有精力顾及教育执法。面对各种教育违法违规行为，自然无能为力，问责很难动真格的。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要完善教育问责机制。除了教育督导制度包含的问责内容，在我看来，从机制出发，还需要建立三项机制：一是建立各级人大监督、问责机制。对于教育法律的落实、执行，人大具有质询、监督的功能，人大应监督教育部门，对教育部门不落实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追究责任。二是建立家长委员会以及社区教育委员会，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三是司法问责机制。学校违规办学、招生，涉嫌违法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目前，对于违法行为的调查，主要还是在行政部门内部进行，一些处理轻描淡写，有的还不了了之。因此，要让教育问责“硬”起来，不能只依靠内部行政问责，而需要教育督导部门联合人大问责、司法问责、家长参与民主监督。

    强化教育执法必须令行禁止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才能明确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地位，促进教育执法队伍建设，从而切实加强教育执法力度？

    熊丙奇：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执法效力对执行教育法规至为重要。当前，要提高依法治教水平，就要千方百计强化教育执法，用教育法律法规来规范、调节、监督各级政府的教育行为，做到“凡是法律法规允许的事，任何人都不得干预；凡是法律法规禁止的事，任何人都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凡是违背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任何人都必须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

    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切实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目前，我国教育还存在管办评一体化的问题，政府的教育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办学者、评价者，由于责权界定不清醒，问责难以到位。二是有关法律法规的问责条款一定要明确。比如对违反某一规定，将追究怎样的责任，不能只有概括而笼统的说法。三是问责处罚程序一定要严密。行政问责需要调查、听证、申诉等程序，只有程序正义才能实现实体正义。在处理学校违规办学行为时，有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会采取抓典型的方式，结果典型抓完过一阵通常又死灰复燃。针对以上问题，要提高行政执法效力，必须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明晰政府责任，同时完善法律法规中的问责条款和问责程序。问责程序不严密，也会影响执法的公信力。（本报记者张滢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