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假到了，正在大学读书的女儿没有直接回东北，而是先到贵州的丛江去支农。我很支持，告诉她，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农民，一定要肯于吃苦，不要给人家添麻烦。最重要的通过实践，认识什么是草、什么是稻子，什么是黔之马、什么是黔之驴。之所以支持，是因为女儿这一代是温室里长大的，四体不怎么勤，五谷不怎么分，的确需要经风雨、见世面。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
由此，不由得想起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常有一些“学工”、“学农”的社会实践课。当时，毛老人家有谆谆教导：“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的头脑里所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他老人家还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既不但学文、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们每学期都会“学工”、“学农”的课。
上小学时候，学校有个黑擦厂，四五年级的学生一个班一个星期轮流“上班”做黑板擦。工序很简单，就是将一块小木板用砂纸磨光，再用胶水粘上毡条，最后粘上一圈尼龙布固定即可。我们班大概有40多名同学。大家“工作”的时候积极性很高。男生女生拉歌，唱起《沙家滨》“军民鱼水情”那一段，一位姓张的女生领唱沙奶奶，我领唱的是郭建光，唱得脸红脖子粗的。我记得，区教育局的宣传厨窗还登出过我们学校办黑板擦厂的先进事迹宣传图片。每每走到厨窗前，总要驻足多看几眼，里边虽然没有我，心里也挺自豪的。
上中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参加过两次“学工”。一次是班主任王老师联系的，在她父亲的厂里，给一个大仓库的铁皮顶盖刷防锈漆。大夏天的，我们头顶火辣辣的太阳，躬着腰在房顶上，用铁刷子除锈，然后刷防锈漆。干了一星期，身上油渍麻花的。另一次是在炼铁厂的检修车间，我们班的男同学轮流去实习。在检修车间，老师傅们根本就不让我们干活，顶多也就帮着打水扫地沏一搪瓷缸的茶。不过，到底是亲眼见了什么叫车、钳、铆、锻、焊。老师傅们不愿我们插手干活，是怕我们出事。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有一回，一位姓邓的同学在车间里与另一个同学打闹，一不小心将撮在墙边的一个刚刚焊好的两米多高的大铁门拽倒，大铁门“呼”地一下把他压倒在地。幸亏地上正好横着一条工字钢把大铁门给擎住，形成一个夹角，这小子只是大拇指挫掉一小块皮。老师傅们魂都吓飞了，赶紧把我们撵回了学校。那次“学工”，我还挣了17块钱的补助费，在全班是最多的，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洋财”。
 至于“学农”课，在小学课本就学过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小学没有“学农”基地，就搞积肥，也就是送粪。寒假期间，每个同学要往学校14挑的粪，相当于寒假作业。新学期开学，要向老师交粪票。好在，那时住平房的多，住楼房的少，每个街道都有几座旱厕。一到寒假，这些旱厕的粪坑就被学生们承包了，而且往往不够，连尿在地上的尿冰都掺上炉灰渣或黄泥充数了。5年级那年，我没完成积肥“作业”，和其他几位没完成“作业”的一起被老师罚了站。老师挨个问我们能不能补交“作业”，其他同学都乖乖地认错，我竟来了倔脾气，说我不能完成“作业”。老师叽讽我想“反潮流”，我说我就是要“反潮流”，就是要学黄帅和杨莹。为此，老师停了我一个星期的课。
到了中学六年级，我们有专门的农业老师。老师姓王，是个男的，兼教生理卫生。那时的生理卫生课，其实就是讲讲人体结构，让我们知道心、肝、肺、脾、胃、胆，连起码的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都不讲。到了生理课，王老师头戴一顶赵本山式的帽子，抱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性人体模特，一脸严肃地走教室。此时，全体同学的露出十分怪异的表情。待王老师为人体模特宽衣解带露出全部的人体器官，所有女同学脸都红了，有的把干脆把脸贴在桌子上；男同学则哄堂大笑。王老师也极不自然地讲了一堂课，至于那天讲了什么，估计谁也没记住。
但王老师教会了我们种庄稼。离学校不远的馒头山老虎道下，有我们学校的试验田。我们种上了苞米（即玉米），还有大豆。试验田离山下的生产队不远，秋天的时候，会有村民来偷庄稼，所以要有人“看青”。这种保卫秋收的活，当然是男同学来做，因为他们要随时防范敢于偷盗之徒。“看青”的老师那里有一杆“老洋炮”（土制猎枪），发生“敌情”，一枪朝天炮，很有威慑力。那时，男同学都爱“看青”，因为“看青”不上课，自由，还有好吃的。吃啥呢？就是烧苞米和毛豆（青大豆），“看青”的有这个特权。不仅学生吃，带队的老师也吃。那时，学生们肚子里没油水，逮啥吃啥。春天烧荒、耕地、播种的时候，我们吃山菜野果。秋天收割的时候，男同学就嚼苞米杆吃，很甜的。王老师看到吃苞料杆的，会生气地说那是牲口吃的，可同学们不管这这些，老师看不着，照吃不误。
我上中学六年级，正是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学工”、“学农”课的最后一年。此后，恢复高考，恢复尊师重教，学生完全“以学为主”了，再也没有“学工”、“学农”的机会了。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些“学工”、“学农”的实践活动，还真是受益匪浅。